皮影亦称影戏、驴皮影、灯影戏、土影戏，是民间艺人用压平的干牛皮或兽皮、纸板镂雕出的各种戏剧人物形象，身高仅半尺。演出时，先挂起一块白布，幕后点起灯，在光亮里，艺人手拿细棍，轻轻挑起皮影小演员，在灯光里准确甩动，这样，在幕布另一面，人们在夜间就会看到白布上小小演员在戏剧音乐伴奏声中提袍甩袖、武打翻滚、吹髯抖须、腾云架雾、上天入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甘谷皮影戏盛行于明清，唱词和唱腔以秦腔为主。甘谷皮影传统雕刻技法和过程，艺人归纳为顺口溜：“先刻头帽后刻脸，再刻眉眼鼻子尖。服装发须一身全，最后整装把身安。刻成以后再上色，整个制作就算完。”甘谷皮影造形朴拙，纹样夸张，刀法流畅，独具特色，既吸收了

清水道教音乐是甘肃省天水市的汉族宗教音乐，源于全真道派。清代乾隆年间受陕西华阴等地道教音乐的影响，相继分成了“龙门派”和“华山派”延续至今。在初创时便已是声腔、器乐、打击乐并用的综合表演形式。因经词是配以音乐曲调且在打击乐的伴奏下唱出的，因此清水道教音乐注重的是“一写二念三吹打”。其常用的经词约有60部180多卷，句式多为四字、七字和十字句，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幸福吉祥是其主要内容。2008年，清水道教音乐入选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清水道教音乐归属于中国全真道派的道教科仪音乐，也称斋蘸音乐或道场音乐。清水道教音乐的产生、流布、传承与清水县所处的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深厚的历

甘肃省天水市是我国古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始祖伏羲的诞生地。伏羲是中华民族文明创始人，他教佃渔，造工具，兴农耕，制嫁娶，正姓氏，造书契，通八卦，用文明的灯火引导人们走出了鸿蒙未启的混沌，结束了原始时代的生活方式。伏羲的开天明道之功，奠定了几千年中华文明昌盛的根基。为了纪念和彰显伏羲的功绩，后人修建了伏羲庙，并进行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天水伏羲庙祭祀活动自明成化十九年（1483）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各个历史时期在祭祀规格及内容上都有差别，最兴盛于明代，由朝廷颁发祭文，采用太牢规格，一年两祭，一祭三日，隆重而神圣。到了清代，简化了祭祀程序，仪礼简略。民国时期更为简略，由民间祭祀组织上元会主持祭

剪纸是我国民间工艺之一。剪纸实用性广，过年时除做窗花、挂笺，还可做灯笼、喜庆花，在农村剪纸作鞋花、枕花、帽花、肚兜花、衣袖花、围裙花等。剪纸以单色为主，也有套角的，还有撕纸；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还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手法多样，内容丰富。剪纸的工具，一般用一把小剪刀，有的艺人还用一种特制的刻刀刻制，称为“刻纸”。剪纸表现的题材非常广泛，有人物、花卉、动物、风景、神话故事、民间生活片断等。甘谷剪纸历史悠久，整体风格纯朴敦厚、艳丽喜庆。其作品以人物、花卉、动物、风景及生活场景为内容，亦有文人雅品、吉祥茶壶、茶碗、成语典故、民间故事等，融传统与现代艺术相结合，造型优美，质朴大方，感情真挚，风格细腻，

软木画天水生产的软木画棚栩栩如生，造型优美，形象逼真，生动感人。软木画是一种独特的工艺美术品，它用质地细密而轻盈的软木(栓树皮)作原料，经过切削、雕镂、布景等精巧细致的制作，构成巧夺天工的画面，运用浮雕、圆雕、透雕各种技法。充分表现层次丰富、立体感极强的花鸟鱼虫、山水风光、亭台楼阁、屋字轩树、园林建筑等艺术造型，配制成各种不同规格的单屏、吊挂、壁饰等精致而美观的陈列品。目前，产品行销兰州、西安、新疆、包头等省市，供不应求。(天水)

“打夯号子”，属劝力即兴山歌，其起源甚早。《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yehu），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多见于建筑屋基打夯，也可用于挽车上坡、挽舟上水等情势下。号子节奏分明，音律舒展,层次感强,内容丰富,粗犷激昂，唱调简练，朗朗上口。“打夯号子”形式基本固定。“号子”分为两节：前节为“花调”,是打夯时推选的领唱人唱的调子;后节为“跟腔”，即等领唱人唱完之后，其他人齐唱“哎嗨、吆喝”。前节内容不固定,可随意变化,而后节内容基本固定。随着号子一起，在工地上形成了边打夯边唱歌，边唱歌边打夯，歌声夯声相互交织，夯声歌声节奏合一，唱中夹白，有领唱、齐唱、对唱等。一呼百应，气

高台。又称高杆戏。源于宋，来自于军队庆祝胜利时抛人于空中的娱乐形式，后传入民间。甘谷的高台由山西、河南等外地客商引入，最初落户于安远、磐安、距今有一百余年。高台表演内容以古典小说、传统剧、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中精彩片段为主，由戏剧人物装架组成。特点是：小巧玲珑，惊险干练，古典文雅，清秀大方，造型奇特，生动传神，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固定在特定情景之中。高台制作在20世纪60年代前，主座以大石磨为基座保持稳定，以人抬为主，因而称高抬。后改钢筋水泥墩或预制块为基座，由人抬改为车载。制作时，依特定故事情节，固定支架，使演员在支架上呈现不同姿态。高台外表用手工制作的假山花草装饰，上面由彩纸剪集而成动物图案，尤

社火，俗称“秧歌”，是民间各种歌舞形式的总称，广泛流行于全县各地。主要以打击乐或民间小乐队伴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大头娃娃、高台等。甘谷秧歌多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传统戏剧，特别是一些民间艺人的自编自唱和即兴演出，生活情趣十分浓郁，深受城乡群众喜爱。

甘谷民间有传统赛社、赛会活动，赛社、赛会在民间称“唱戏”。早在元、明时期，甘谷民间秧歌、社火、戏剧演唱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已开展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庙宇和戏楼的修建上。据史料分析，明末清初甘谷就有戏曲活动。清同治以来，剧种以秦腔为主，剧目为历史剧。同治十年（1871），甘谷就有优秀秦腔演员，其中杨全儿最为有名。清光绪十九年（1893），陕西秦腔演员赵安邦、汉中李来甘谷置办戏箱，组织甘谷（主要是安远镇）、武山的演员，经常在甘谷城隍庙、蔡家寺、安远及秦安、通渭演出。清末以后，甘谷的庙会遍及城乡，逢会必唱戏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习俗。民国十年（1921）后，先后有武山、通渭戏班来甘谷演出。此时，乡村一些业余

脸谱是指戏曲中某些角色（多为净角）脸上画的各种图案。脸谱源于面具，其渊源可追溯到六世纪的北齐。据《旧唐书·音乐志》及唐段安节所撰《乐府杂录》载：北齐兰陵王高长恭形貌美丽而勇武，自觉不能使敌人畏惧，故常戴面具出战，勇冠三军。古代制作面具，先以纸糊其胎，而后以水墨丹青彩绘。宋元古剧，上场演员头戴面具，手舞足蹈，而念白与歌唱由后台演员任之。至清末，凡神鬼诸戏，仍保持戴面具只舞不唱的陈规。随着戏曲发展，要求演员必须载歌载舞，使唱、念、做、打统一，因而，妨碍念白和演唱的面具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日臻完美的勾脸艺术——脸谱。秦腔脸谱，渗透着各种戏剧脸谱原始、勇猛、粗犷、豪放的痕迹，给人们留下许多古老文化的影子

甘谷小曲从清代开始广泛流传于境内。甘谷小曲因地域而分为东、西川区和南、北山区两种风格。明末清初，伏羌秀才宋瑶、刘黎光、吴炯等很喜欢小曲弹唱，但不与民间艺人同唱，只是几个秀才凑到一起唱，知名者有任丹山、谢俊山等人。甘谷小曲旧曲本从陕西传来甚多。甘谷小曲曲牌有数十个。解放初期，甘谷中学音乐教师黄健如始用简谱记录小曲子曲调，为甘谷小曲记谱第一人。1955年，他刻印了《流行在甘谷的眉户音乐》。1981年，县文化馆刻印了《甘谷民间小曲集成》。小曲的乐器以三弦、扬琴、板胡、二胡、竹瓦、碰铃为主。甘谷小曲保留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只唱不白，表现细腻，曲调婉转，节奏严整，速度平稳，旋律流畅，悠扬抒情。

道情亦称道歌，是传道者宣传教义及募捐化缘的一种说唱艺术。唐朝《续仙传》记载：“蓝采和手持拍板（简板），唱踏歌行乞于市。”这可能是对早期道情最具体的描写。唐朝中期时，唐玄宗李隆基十分喜爱中国传统的道教并将它奉为国教，一时道教大兴，在这一背景下道教开始在全国流行，传教道士游历天下，传道时皆唱道情。道情最初只是说唱形式，在清朝以前基本上没有职业班社，艺人们多是在逢年过节酬神献艺。民国以后，个别地方才逐步发展为民间具有职业班社演出的团体，内容从传统的祭祀、传道发展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演唱内容。道情音乐比较丰富，据传有多种套曲和曲调，但是现在演唱和能够完整收集到的不多。道情的唱腔为联曲体，它是利用诸宫调

山歌亦称“山野之曲”，属于原生态民歌。甘谷山歌主要流行在南北山区，农民劳作或休息时，于田间地头、旷野山坡引吭高歌，抒发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赞美。甘谷山歌内容丰富，语言粗犷、纯朴、生动，大多表现民间的自然情感和生活感受。甘谷山歌表现形式自由，句式一般为七字句，多为即兴创作，一曲多词，有慢、快两种。慢调为上下句结构，深情舒缓，婉转优美；快调为四字句，一字一音，不拖腔，行腔起伏。甘谷山歌曲调高亢、凄婉、悠长、缠绵、抒情优美，没有乐器伴奏。甘谷山歌与临夏花儿相近，是乡村流行的一种传统娱乐形式。甘谷山歌南北演唱风格不相同，城乡亦有差别，在山区表现出独具特色的粗犷美，在城区表现出悠扬动听的细腻美。解放

俗称吹响、吹打，原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唢呐是盛行中国北方“吹歌”中的主要乐器，在地方音乐类别上以“吹歌”称之。唢呐演奏可上溯到汉代以前，与“鼓吹乐”有直接渊源关系，而“鼓吹乐”又源于北方少数民族，汉初边军用之，以壮声威，后用于朝廷，传于民间。现多用D调七孔唢呐。在甘谷农村，民谣有“丑般丑，三班手，钱儿票子八个斗，不如一班好吹手”。甘谷唢呐一是队伍多，唢呐队少则数村一支，多则每村数支，人员皆自由组合；二是规模小，每支唢呐队一般有2名吹手、1名鼓手、1名锣手；三是运用范围广，一般红、白事及民间祭祀活动皆用；四是气魄雄壮，威武昂扬。甘谷农民唢呐队曾参加了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伏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