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剧与明代的弋阳腔有渊源关系。明初，弋阳腔开始传到大理一带，后来又演变为巫娘腔、唢呐腔、罗罗腔。罗罗腔又名吹腔，它和今天白族的吹吹腔一样，用唢呐吹奏，一般也是唱时不吹，唱完吹过门，而在吹过门时依据唢呐的节奏做舞蹈身段，这大约就是现今吹吹腔的前身。
清乾隆年间，大理地区的一些农村，已盖起了戏台。如蓝林兴文寺的戏台于乾隆二十四年落成，如此偏僻的山村也专为吹吹腔盖戏台，可见当时吹吹腔的流行与兴盛。当时，在这一带还出现了许多技艺很好的吹吹腔艺人，还有了剧本(大都取材于汉族民间故事及小说，如《三国演义》《杨家将》等)、脸谱。作为戏剧，吹吹腔在这时已趋于成熟。
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杜文秀起义，这一带战乱不止，吹吹腔一度停演。光绪年间，吹吹腔又兴盛起来，十分流行。现大理乡间的许多戏台，都是在这时修盖起来的。
白剧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现在能见到的还有269个，它们正是后世白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269个剧目中，取材于小说演义的有139个，根据民间故事、民间唱本改编的有7个，从古本戏演变而来的有4个，从兄弟剧种移植而来的有57个，其他来源的有62个，由此可见吹吹腔剧目来源的丰富。
白剧的传统剧本，有着许多鲜明的民族特色：一是吹白剧的文学性较强，戏曲中常见的陈词滥调较少，有不少剧目出于文人手笔，文辞雅美。二是白剧的唱词格式不同于汉族戏曲的唱词，基本上是“三七—五”的所谓“山花体”，即每段唱词为四句，前三句是七字，后一句是五字。如果唱词需要长一些，就两段相连成八句，前七句都七字，第八句为五字，或是让两段以上的“山花体”连在—起。“山花体”是白族文学中诗歌的传统形式，无论山歌、小调、大本曲、文人诗和巫觋所唱的祝词，都用这样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白剧与白族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白剧的剧本有着自己的语言特色。语言是白语与汉语夹杂，白语部分也是用汉字书写，只是在句旁加以注明。
白剧音乐包括唱腔音乐和伴奏曲谱两大部分。唱腔音乐由吹吹腔和大本曲两大类组成，同时还吸收改编了部分民间乐曲；伴奏音乐包括传统吹吹腔的唢呐曲牌、打击乐和大本曲的三弦曲牌，亦吸收了部分民间吹打乐和歌舞乐。有的唱腔按行当分为小生、小旦、摇旦、须生腔；有的按人物身份和动作分为英雄腔、哭腔、苦腔；有的按节拍、唱法分为平板、高腔、一字腔、流水板等。
白剧的表演节奏鲜明，规律严谨，保留了较古老的面貌，它不仅有一整套专门的舞蹈性很强的程式，而且也很讲究武功。清乾隆时，72岁的艺人杨永桐，演《双猴挂印》还能翻身上梁。各行当都有各自独特的步法，并讲究“一装、二唱、三敲打”，即化装表演首先要合乎身份和性格，并且要唱得好，舞蹈和表演动作还必须与音乐丝丝入扣。白剧有一套具有特色的脸谱，只有红黑白蓝紫五色，无黄绿金银等色，笔调粗犷，着重突出人物性格。
多年来，白剧博采众长，吸收了京剧、滇剧、花灯、川剧等戏曲剧种的表演手段以及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舞蹈语汇，使其表演手段更加丰富多彩，既保持古老剧种的民族特色，又注意戏曲的程式化、生活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白剧艺术家，吸引着不少专家学者对白剧艺术进行研究，在大理白族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