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德花鼓戏流行最盛的常德地区，古为三苗、南蛮之地，自古巫风昌盛。三闾大夫屈原曾在这一带改陋词，附巫音，作《九歌》之曲。民间巫傩之风，绵延不绝。明中叶以来，常德一带民间歌舞活跃，蕴含楚文化的各种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为常德花鼓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艺术土壤。
据记载，清代道光初年，常德花鼓戏已有了上演夜戏的戏班。1983年春，从常德石门县唐代建筑夹山寺戏残碑中，发现了记载清代中叶常德花鼓戏活动的可靠记载。常德、桃源、汉寿一带俗称为“灯戏”和“喀喀戏”，津市、澧县、临澧一带叫“花鼓戏”，石门、慈利、大庸叫“杨花柳”、“柳子戏”或“下河戏”。本世纪50年代初，演出该剧种的一些专业剧团曾一度命名为“楚剧团”，不久，复称“花鼓戏剧团”。该剧种也正式定名为常德花鼓戏。
常德花鼓戏的演出历史较长。早在清嘉庆年间，常德府各地新春灯节时，便已有了“采茶灯曲”的演唱活动。最初演出的多为以小丑、小旦为主角的“二小戏”，和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角的“三小戏”剧目。如石门的《瞧相》、桃源的《捡菌子》、常德的《圆脚盆》等保持了载歌载舞的地方花鼓风格，简单的剧情中，常夹演“盘花”、“采茶”、“望乡”等灯杂曲。石门、汉寿等地多伴随舞狮班子和玩龙班子；桃源、澧县又常在还傩愿中演出，故称愿戏。
常德花鼓戏的声腔，最初是打锣腔。在演唱形式上，是“一唱众和，不托管弦，锣鼓帮腔。”最初的演出形式，是丑角、旦角唱着打锣腔和小调，进行载歌载舞的简单的故事表演。四川传入的梁山调，与当地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和戏曲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常德花鼓特色的声腔正宫调，并以基曲调的可塑性和大筒振腔保调的功能，逐渐替换了打锣腔，声腔内含的板式变化和情绪表现上的潜力，随同大本戏的上演而得到充分发挥；大型剧目也随同声腔的成熟而在常德花鼓戏中盛行。一些大型剧目，如《刘海戏蟾》、《黄金塔》、《杀狗寻夫》等，经常出现在常德花鼓戏的演出中。音乐表现手段不断丰富，表演程式逐步完善。常德花鼓戏逐渐从丑旦歌舞演唱型的生活小戏，成为了一种行当较齐、声腔较丰富的完整、定型的戏曲形式。
常德官话是常德花鼓戏的主要舞台语言，但由于其植根于广大农村，除“半台班”受汉戏影响而较注重舞台语言的规范外，一般乡班多间杂当地方言土话。这种语言差异及各地不同的传统民间音乐、宗教音乐的渗透，尤其是地方大戏剧目的不同影响，使常德花鼓戏在剧目、唱腔等方面，较明显地形成了沅水与澧水两种不同的“路子”。湖南花鼓戏的音乐曲调约300余支，根据曲调结构、音乐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大致可分为4类：1、川调，2、打锣腔，3、洞腔（即师公腔），4、小调。川调，源于山歌及民歌。按调式分为宫调式、羽调式两种，宫调式强调六级音，羽调式强调七级音，花鼓戏味特别浓厚。打锣腔源于哼歌及劳动号子，原来仅用锣鼓、唢呐伴奏，人声帮唱尾腔，得名打锣腔，现在基本上取消了这种帮腔形式。洞腔，源于师道音乐，所以，也称师公腔。川调、打锣腔、洞腔，统称为正调，正调的结构比较方整，大多以“对仗”或“起承转合”为结构形式，反复运用。小调是一些比较原始的民歌、山歌、城市小调和丝弦小调，表现情绪较为单一。某些小调发展较大，能表现多种情绪，编入了正调。
表演
常德花鼓戏的表演，生活气息特别浓郁。一些剧目在表演程式上注重日常生活和劳动的模拟，形成了朴实细腻的风格，如《唐二试妻》中的小旦纺纱的九个程序，《南庆犁田》中小丑赶牛下田的表演，《蓝桥会》中旦角汲水等动作，极为细腻、真实。常德花鼓戏的主要声腔正宫调，具有表现力强，音调淳朴，结构简单，口语化，易学易记等艺术特色。它在演唱上的最大特点是，除丑角外，每句句尾匀用假嗓翻高八度，在音程、音域、音色上造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杨建娥 杨建娥，女，1945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国家二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导演学会会员。鼎城区戏剧工作室干部。本人出生于梨园世家，七岁学戏随团登台演出，在长期的工作中，坚持自学，刻苦钻研文化知识和导演理论，十六岁开始担任导演，十八岁当上了常德县花鼓剧团管业务的副团长。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边演出边导演共演出了100多个剧目的角色，导演了150多个剧（节目），其中...... 详细>>>
杜美霜 杜美霜，女，1965年3月生于湖南省桃源县，1986年考入常德市鼎城区花鼓戏剧团、常德市丝弦艺术团工作至今。湖南省戏剧家协会、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国家三级演员。1986年1月考入常德鼎城区花鼓戏剧团，师承石柏林老师、杨建娥老师。二十多年来，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掌握了常德花鼓戏的演唱风格与表演形式，现继承的传统剧目与新编剧目达50多个，1994年还得到兄弟剧团长沙花鼓戏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张建军老师......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