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道情是旧时代盲艺人艰难生存状况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产物。在交通阻塞、信息封闭的年代，走村串户的曲艺艺人充当着信息的媒介，成为旧时代农工士商、村夫民妇接受教化、享受艺术的主要来源；在抗日战争时期，金华道情是新文人唤醒民众的号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金华道情继续为我国经济建设鼓吹呐喊。金华道情是下里巴人，在渔鼓和简板“吉彭吉彭吉吉彭”的热闹声里，金华道情谴责1，劝人为善；金华道情始终以大团圆结局，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一种生活的信念和期盼。经过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传承与创造，金华道情的艺术宝库已经异常丰富。道情是悭锵的，很少有一种曲艺形式能像金华道情这样，富有几百个曲目，其故事都源于金华民众的生活经历，取材于发生在金华的社会新闻。
正是这样一种民间曲艺，在现代艺术、现代生活的冲击下将曲终人散，将飞快地从我们眼前消失。[3]
道情源于唐代宫廷音乐，南宋时始制作情筒简板作演唱的伴奏。元代散传各地后演唱形式也不相同，郑板桥曾创作散曲型《道情十首》供人演唱。道情于明末传入金华后，在婺地生根演化并定型，其后流传金华八县和衢州、丽水及赣东、闽西北一些山乡。
清代初年，金华已有艺人将明崇祯三年（1630）发生在竹马馆向家园的一桩传奇命案编成《悔亲记》传唱。至清道光至光绪年期间，金华道情较为兴旺，如金华城区名艺人玉栋唱的《悔亲记》、《钓鱼记》、《七头记》、《双珠花》、《皇凉伞》等，自道光、同治、咸丰到光绪年间，久唱不衰。
光绪后期，玉栋徒弟邢兆兰曾在金华县衙做过代理师爷，熟悉衙门升堂理案及刑案案例，他学唱道情后，就把发生在当地的传奇公案编成《尼姑记》、《金镯记》、《胡牌记》、《柯柳记》、《贩士记》等等传唱。在这前后，金华不少艺人以衙门案件、社会新闻，民间重大事件编成道情演唱，如发生在金华城里默相巷的《阴阳堂》、发生在金华城南五里牌楼的《双情义》、府上街的《七头记》、莲花井的《双狮子》、游宅街的《尼姑记》、汤溪的《烧山记》，以及明代发生在罗埠的《金凤冠》等等。仅金华城区及周边乡村的就有40多本，包括金华八县的有近100个曲目。
这些道情曲目经过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在传唱中不断加工完善，情节曲折、起伏跌宕，人物个性鲜明，语言丰富多彩，如《双珠花》中形容女主人公王凤英的漂亮，王凤英走过金华大街，引得两边店铺中人翘首观看：
“剃头师傅看到王彩英，手拿剃刀无定准，沙啦啦，沙啦啦，把个公郎（男人）两边眉毛刮得秃秃平。
打铁师傅看到王彩英，手拿铁锤无定准，打啥铁器弄不清，菜刀打成棺材钉。
箍桶师傅看到王彩英，尿桶的两只“两朵”全截平，只好把尿桶改饭甑。
裁缝师傅看到王彩英，手拿剪刀无定准，截起长裤变围裙，衣衫领口开到背脊心。”
可谓别具一格，更具艺术性。
从全省30多个曲种乃至全国数百个民间曲艺种类看，像金华道情这样在一个地区范围，有那么多以发生在当地故事编唱的曲目，实属罕见。这些口头文学作品是金华八婺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民间艺人的减少，亟待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