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醉美团队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三门峡市开幕。
大会宣读了国家领导人发来的贺信，同时，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出席大会并讲话。
一场文化发现的纪念活动，为何如此隆重？
仰韶文化，究竟代表了什么？
发现仰韶
富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仰韶文化，其最初的发现者却源自一个外国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是从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始的。
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
刘长山在渑池县仰韶村居住了3天，采集到不少动物化石的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此前，仰韶村的农民已经在这个遗址上零星发现并收藏许多古老石器。
后来，刘长山发掘采集了部分器物，并从农民家里买了一些石器（其中石斧、石刀居多）及少量陶器，用毛驴运到渑池县，装箱后由火车发运到北京的地质调查所。
在北京，安特生根据这些石器，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仰韶村可能是一处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一推断，令他着实兴奋，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取得了中国政府同意后，马不停蹄地来到渑池县仰韶村调查。
在车站迎接他的，是县知事胡毓藩。4月21日，前往仰韶村时，胡毓藩安排的陪同人员是同样来自县政府的第三科录事王茂斋，在4名警察的护卫下乘坐汽车前往的。那一次，他住的地方，是大户王兆祺家的闲宅里。
▲安特生（左二）
安特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作品《黄土的女儿》（英文版）中对这次调查经过有详细的记述：
安特生和几个助手到达渑池后，住在县城西关福音堂（瑞典籍牧师史天泽传教处），由县政府知事胡毓藩指定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并派警察护送去仰韶村。安特生从县城东一里河东北上，到达仰韶村，住于村民王兆棋家。每天忙于观测、照相、搜集器物，在村南的冲沟断面上发现有灰层、灰坑和陶片的堆积，在堆积的下层还发现了精制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
最终，根据出土文物，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按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故名“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
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从地理位置来看，仰韶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带，以及渭河流域，这里同时存有大量关于黄帝、炎帝的古史传说，仰韶文化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或有着密切关系。
考古学界认为，以仰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为后来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打下重要根基，称仰韶文化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在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之前，“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西运城召开。
河南渑池仰韶村、山西夏县西阴村，豫西、晋南，隔着黄河的两个小村落，却在中国早期考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杏花村遗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薛新明认为，山西仰韶时期的考古工作以1949、1990年为界经过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有重点目标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薛新明看来，彼时的仰韶文化不仅通过吕梁及晋中盆地边缘向北传播，在大同一带与其他部族融合，而且影响所及东到大海，西上甘青，北抵大漠，南越长江，创造出史前时期绝无仅有的文化奇迹。
山西杏花村遗址是1982年7月到11月发掘的，当时策划并领导杏花村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有三位，其中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开创者与奠基者张忠培为主导。
▲张忠培（中）与杏花村遗址发掘考古队员30年重聚
1982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大干快上，杏花村也不例外。在杏花村遗址发掘前夕，当地农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在遗址取土烧砖。如果不是晋中考古队及时赶到，张忠培快速决定保护发掘杏花村遗址，一个连绵不断3000年的罕见古文化遗址，早已化为灰烬了。
与仰韶文化遗址相呼应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正是这次发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遗址的文化内涵，进一步证实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存在着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搞清了地层叠压关系。
“杏花村遗址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距今6000多年。”张忠培认为，发展到龙山时期，杏花文化成为一支传承有序、独具特色的强势考古学文化，也是山西从龙山文化一直到商文化的古文化标尺。
更为有特殊意义的是，正是在杏花村遗址里，考古专家们发掘出了小口尖底瓮——这种曾被误认为是用于汲水的器皿，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一种酿酒器具。
后来，根据发掘出土的系列文物，著名考古学家李仰松教授表示：“可以说明仰韶文化时期的杏花村先民就已掌握了谷物酿酒的技能，毫无疑问杏花村是我国谷物酿酒的发源地之一。”
酒文化的起源
科学地考古发掘，深刻改变了国人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也向世界系统、完整地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酉瓶，正式考古学名称为“小口尖底瓮”，是仰韶文化中自始至终使用的一种标志性器物，在各个仰韶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尽管仰韶文化亦被称为“彩陶文化”，但由于小口尖底瓮在仰韶文化各阶段的形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学术界也常常以不同的小口尖底瓮划分不同的文化期。
▲小口尖底瓮
最早提出小口尖底瓮为酒器的人，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他也是张忠培的老师。
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写道：“小口尖底瓮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瓮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瓮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
在杏花村，我们的祖先借助小口尖底瓮，酿造出了华夏大地的第一缕酒香，而这条绵延不绝的酒脉，已流淌了6000年。
在今天的汾酒博物馆中，有一处陈列复原了当年山西杏花村遗址考古发掘时的场景。而在距离遗址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仅１公里，便是如今的山西杏花村汾酒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