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菜场买牛肉，一问价格，已经40多一斤了，好贵，快吃不起了。这几年牛肉的价格屡创新高，对于我这种爱吃牛肉的吃货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但值得庆幸的是，还好我不是身在古代，否则，别说贵不贵了，买都没处买。
中国古代，由于生产效率较为低下，生活资源贫乏，要想活下去，最重要的就是吃饱肚子和不被人欺负。所以，在古时候，对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农业，另一个就是战争，把两件事连在一起，就叫耕战。
耕需要的是牛，战则需要马，所以，牛、马在古时候都是极其重要的劳动工具和战争工具，广泛用于农业生产、犁地、耕种、运输、战争等活动中。牛、马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了，西周《典礼》中就记载了“诸侯无故不杀牛”。
为了重点保护牛、马这等行走的战略资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视屠杀牛、马是重罪了。而到了秦始皇时期，则是在国家层面针对牛、马的保护进行特别的立法。之前秦在商鞅变法时期，就规定了“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意思是：盗马的人处死，盗牛的人判枷刑。后来秦一统中国，还特别颁布《厩苑律》，规定了牛、马不得私自屠杀，一旦发生牛、马残废、死亡的事情，“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必须上报县令。
这个情况一直沿袭到了汉朝，汉朝的《风俗通》里讲到，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国家因为牛的数量或强或弱，所以杀牛是要判死罪的。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就曾记录过在当时的曲周县，有一个农民因为自己的父亲生病了，于是杀了一头牛，作为牺牲来进行祭祀，结果就被县令判了死刑，而当时的太守陈矫却认为，此人是真正的孝子，于是特意上表请求赦免他。
屠牛是要判死罪的，那么没有屠牛光吃牛肉呢？对不起，这在古代也是犯法的。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清官，叫傅昭，他儿媳妇给了他一碗牛肉，孝敬他。当他看到这碗牛肉时说，“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不能吃，又顾及亲情不能告发，呵呵，只能埋了消灭证据。
到了唐朝，可能是由于牛的数量比较多了，也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对于屠牛的刑法没有那么严苛，不会判死刑，但会判徒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劳动改造）。在《唐律疏议》里就规定，故意杀自己的牛，都是犯罪，要判一年的徒刑。
宋朝对牛延续了唐朝的规定，《宋刑统》规定，“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者徒一年”。到了南宋刑罚更重，“诸故杀官私牛，徒三年”。而且，宋朝的统治者给所有的牛都上了户口，还要定期盘查。
所以在宋朝，虽然是你自己养的牛，但是你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只有到牛病、残、老等到了不能使用的地步，才能向你所在县的县令申请，批准后方可宰牛。
根据宋朝的法律，牛宰了后，只有牛肉是可以归你食用的（估计牛肉也老得咬不动了），牛的牛皮、牛角、牛筋等都要上交，因为这些都是国家的战略物资。
相比而言，明清时期罪罚稍有减轻：私杀自家耕牛，杖责一百；杀别家耕牛，流放三千里之外。但是这个阶段，百姓对屠牛的看法却到了极致，清初文学家李渔的《十二楼》里，就专门描写了对屠牛的看法，他认为，牛“是生人养命原”，“耕田不藉牛力，五谷何由下土？”，“食其肉而寝其皮，这叫作负义忘恩”，所以屠牛之罪，“更有甚于杀人”，就是光吃牛肉“亦不在持刀执梃之下。”
可是，古人“以牛肉为上味”，所以各朝代都有人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摸摸宰了来吃，特别是在宋、明时期，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牛的数量比以前多了很多，这个情况就显得尤为突出。比如《水浒传》里的晁盖、宋江、武松、鲁智深等梁山好汉、英雄豪杰，到了酒店就切二斤牛肉，来一壶酒；就连《西游记》里，美猴王与牛魔王等七兄弟结义后，要造玉皇大帝的反时，也宰了一头牛；
而传说中，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偷宰了地主家的耕牛后，才走上造反之路的。不过，虽然上面的记录多是和当朝统治者有关，但吃牛肉不光是造反派的专利。在宋朝，就有“一乡皆食牛”的记录，而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更不要说屠牛这种暴力行业了。
据《宋会要》记载，“盖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一牛之肉不下二三百斤，肉每斤价值需百钱，利入厚故，人多贪利，不顾刑。”相当于屠一头牛就能有4-5倍的暴利。所以宋朝的宰牛业特别发达，有的屠户杀牛致富，走上人生巅峰。
《夷坚志》里，就有个恩州的农民张氏，以屠牛致富。而地方官员，为了GDP，在设立了牛肉税后，对这个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形成不仅乡下地方有卖牛肉，从洛阳到开封这样的大城市，一路上也全是卖牛肉的。
甚至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耕牛也都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仍受到法律保护。1955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还亲自提笔，写下了《国务院关于防止滥宰耕牛和保护发展耕牛的指示》，中间就有 “禁止任何机关和农民私自宰杀耕牛“。
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业机械逐渐普及后，耕牛保护制度才寿终正寝，成为历史，中国才进入了鼓励肉牛发展的新时代。
信息来源：历史小大人
责任编辑：小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