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客家文化的重要源头。
客家建筑、客家语言、客家美食、客家足球……
关于客家文化的一切，早已成为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州是中国的“足球之乡”，而五华县则是梅州的“足球之乡”。
五华县位于梅州市西南部，下设16个镇，面积3237.8平方公里，总人口152万，以客家人为主。
这块土地关于足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73年，当时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两名传教士毕安（Charles Piton）和边得志（Heinrich Bender），在今天的五华县长布镇元坑村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元坑中书馆（后来的元坑中学）。
随着传教士们一同到来的，还有启蒙中的现代足球，从那时起，梅州足球开启了长达148年的发展，五华县也被认定为现代足球在中国内地的发源地。
足球进入五华县的时间，比英超豪门曼联建队还要早上五年，足球在这片土地的扎根，当然就顺理成章。
到了民国时期，足球已经成为当地一项被广泛普及的运动。
“世界球王”李惠堂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启。
如今，当人们探访李惠堂足迹的时候，总是会从五华县横陂镇锡坑老楼村的一座客家风格的四角楼建筑说起。
它由李惠堂的父亲、香港富商在1892年所建，是客家地区典型的四点金式民居，屋前有一水塘，极具客家特色。
幼年的李惠堂在这里与足球初遇，也留下不少有趣又动人的故事。
据说由于条件受限，足球破了无法补充，聪明的李惠堂便用烂皮破绳扎成球状，或者干脆用柚子替代足球，然后在30米外的大门口一次次对着墙壁进行练习。
久而久之，墙上被踢出一个小洞，也成为球王成长的见证。
这样的故事，与踢着破袜子足球长大的巴西球王贝利多少有着共通之处。
关于李惠堂幼年时的传闻轶事已不可考究，但他在中国足球史册上留下的光辉事迹却是真实动人的。
1905年出生的李惠堂，17岁时就加盟了香港劲旅南华队，并且迅速就以出神入化的球技赢得了“球怪”的称号。
不管什么位置、什么角度，李惠堂都能左右开弓，球出如矢，力拔千钧，而他年纪轻轻就率领中国代表队在日本和澳大利亚扬名立万，被香港媒体称作“球王”。
当时报纸甚至用“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的诗句来赞颂李惠堂。
后来，李惠堂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北上上海，帮助上海的华人足球队首次击败外国球队，一举洗刷了“东亚病夫”的屈辱，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广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事实上，纵观李惠堂的整个足球生涯，他都始终怀揣着对祖国的认同之心，分别代表中国队在1923年、1925年、1930年和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上夺魁。
1936年，由于国民政府财力有限，李惠堂与球队自筹经费参加柏林奥运会，沿途进行了27场比赛，取得了23胜4平的战绩。
虽然最终因为疲惫不堪导致战绩不佳，但前往柏林的过程已经被传为佳话。
纵观李惠堂的一生，获得过包括“亚洲球王”在内的50多个荣誉称号和120多枚奖章。
在将近20年的足球生涯中，在各项公开比赛中打进超过2000球。
1976年出版的西德足球杂志，还曾将李惠堂评选为20世纪的世界5位“球王”之一，与贝利、贝肯鲍尔、迪斯蒂法诺和普斯卡什齐名。
退役之后，李惠堂担任过亚足联秘书长和国际足联副秘书长，完全称得上是中国足球第一人。
一县六国脚
梅州足球的传承
关于李惠堂，还有一个值得铭记的故事。
抗战期间香港沦陷之后，他借着前往澳门比赛的机会辗转内地，在家乡组建了五华足球队，并于家门前贴上对联写道：“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不仅如此，他先后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进行表演赛和义赛，筹集款项，救济战孤、难民，支持抗日救国。
满溢的爱国主义足球情怀，似乎也在梅州五华这片土壤中传承了下去。
新中国成立之后，梅州源源不断地为中国足球输送人才，上世纪60年代，五华县培养出第一位国脚张均浪。
接着张佛添、魏崇金、魏法赐、李朋锐、李云祥等大批优秀球员先后进入广东省队，客家籍球员也成为广东足球乃至中国足球的一面招牌。
已故的原国足主帅曾雪麟祖籍便是梅县，杨菲荪、池明华、王惠良等一众国脚也来自这片土地，到上世纪80年代，梅州兴宁甚至有着“一县六国脚”的佳话。
“一县六国脚”之一的谢育新，就曾在荷兰球队兹瓦鲁效力，并且在荷兰联赛留下20次登场10个进球的履历，成为中国足球的留洋第一人。
被誉为南粤足坛常青树的池明华，一度担任广东队的队长，和球队一同夺得六运会的冠军。
作为广东足球四大矮脚虎之一的李玉展，还是球王李惠堂的五华老乡，在东亚运动会上梅开二度帮助中国队击败日本。
如今的梅州客家队总经理曹阳，同样是土生土长的梅州人，球员时代是广东队的重要一员，参加过五运会和六运会。
出于对广东足球深厚的感情，曹阳管理的球队，从广州日之泉到梅州客家，班底大都以广东籍球员为主。
这，或许也是梅州足球乃至广东足球的一种传承。
而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又何尝不是在变迁中不断传承，将散落四方的客家人凝聚在一起？
客家人
漂泊中生根
足球文化是客家文化的一部分，但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素闻广东有四大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
相比于其他三种文化，客家文化在迁徙中生根发芽，孕育出新的生命。
历史上，客家人总共有过五次迁徙，从五胡乱华到唐朝崩溃，从宋朝灭亡到明清灾变，再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土客械斗，最终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定居在闽赣粤的山区。
广东是客家人最多的省份，广东的客家人又大多集中在河源和梅州，梅州因此也成为了客家人之乡。
有些时候，你很难用普遍性去描述客家人，就像客家语中的“我”， 是“人+厓”组成的独有字，一个走到悬崖边上，没有回头路的人，便是客家人。
但客家文化，却又有着鲜明的风格。
在外人眼中，由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是保守的，无论语言还是传统，都承袭祖宗，甚至有“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说法。
但另一方面，客家人又遍布各地，俗语“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就是证明。
背井离乡，却又不忘传统，为了生存下去的客家人，因此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
他们相对低调，并不喜欢闹事，老一辈遇到冲突更多选择礼让，与此同时，又极其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为人处世上有一种中庸之道。
当然，退让不代表没有性格，客家人的内心始终是执著和倔强的，在恪守河洛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期待着与时俱进。
这种对“实用”的追求，也体现在客家人的建筑和饮食当中。
客家的民居始建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围屋结合了古朴遗风以及南方文化的地域特色，是中国五大民居特色建筑之一。
在遵循坐北朝南，注重内采光等传统建筑风格的同时，客家民居衍生出几十种围屋，围屋、围村、围堡、围楼、围寨等，不一而足。
其中的围龙式围屋、城堡式楼寨等，每一个都各领风骚，各具地方特色。
土楼围成的房屋，既可以做居所，也能成为堡垒。
祠堂中牌匾高悬，祖庙的传统构筑起族群的共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