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农历八月初二的晚上，邓惠中化妆回到家里，火急火燎地告诉大家，老二邓诚被捕了，正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邓惠中告诉大家，不管是谁来问起，都要一口咬定老二是去姑姑家祝寿去了。
果然，当晚8点多钟，就有人在外面急促地敲门，小女儿邓叶芸问是做什么的？敲门的说是清查户口。
邓惠中知道肯定是来抓她的，再三叮嘱后，就跳窗逃走了，等到邓叶芸把门打开，一下子冲进来十几个国民党军警，搜查了一遍，不见邓惠中，竟然把邓惠中一家人都抓走了。
其中包括邓惠中的老大邓叶甲，老二的未婚妻张淑珍，以及小女儿邓叶芸，然后全都关到监狱中。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敌人传邓叶芸去审讯，用枪顶着她的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曾经是县衙门后的参议院里。
邓叶芸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这是母亲邓惠中的声音，这时她才知道母亲也被捕了。
见到自己母亲被用刑，邓叶芸拼命的往里冲，想要保护自己的母亲，然而那时的邓叶芸年纪很小，一下子就被敌人的一只大手给抓住了，任凭小邓叶芸如何使劲都挣不脱，随后她被推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
过了一会儿，邓叶芸被押到上刑的屋子，那时邓惠中已经不在那里了，这一次受审的人只有邓叶芸。
敌人对邓叶芸进行了审问，问她家里都来过什么人，邓叶芸按照母亲前一晚上的叮嘱，就说只来过叔婶，二哥去了姑姑家祝寿。
敌人说她不老实，就开始动刑，用筷子使劲夹她的手指，想要邓叶芸交待，邓叶芸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
一个敌人见什么也问不出来，就把枪往桌子上一摔，吼道：“拉下去，和她妈妈、哥哥一起枪毙！”
原来敌人是想要用死亡来威胁邓叶芸，但是邓叶芸谨记母亲的教导，什么也没有说，敌人只能把她送了回去。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两个敌人再次把她押到了这里，一进门她就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妈妈邓惠中。短短几天，她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白发苍苍，老了许多，但那双眼睛依然有神，没有丝毫畏惧。
邓叶芸扑到妈妈的怀里哭了起来，妈妈用手抚摸着她的后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
敌人说，要把她和妈妈转到另一个地方去，问她去不去。
所谓另一个地方指的应该另一个世界，还没等邓叶芸回答，邓惠中就厉声喝道:“她还是个孩子，不懂得什么，不必了吧。”
敌人似乎也有所顾忌，就将邓叶芸推了出来，邓惠中还想说些什么，都被敌人制止了，这是邓叶芸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
“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士兵悄悄地交给我一张纸条，是妈妈写的，她说，棉衣已请表娘为我做好，今年过冬不用发愁了。还叫我好好生活，好好学习……”
多少年之后，邓叶芸回忆起自己的母亲邓惠中，监狱中分离的那一幕就像刻在脑海里一样，永不褪色。
提起邓惠中，估计很多人都不了解，但提起《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想必大家都是清楚的。
《红岩》作为经典革命小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如神一般的作品，在出版后影响了几代人，书中塑造的人物也成为老百姓讨论的话题，这些人物是否有原型呢？
其实是有的，比如江雪琴的原型江竹筠（江姐），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小萝卜头的原型宋振中等，都是真实存在的。
而关于小说中最为传奇的人物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一直争议颇多，后来《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说：“双枪老太婆”形象的原型有三人，分别是邓惠中、刘隆华、陈联诗。
她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华蓥山地区多次起义和武装斗争，如果真要找出其中的差别，那就是邓惠中被捕后牺牲，而刘隆华、陈联诗一直艰苦作战，等到了革命的胜利。
如果单从形象来说，无疑是邓惠中更接近“双枪老太婆”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双枪老太婆”的经典形象就是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擅长使用两把手枪。
邓惠中原名张惠中，1904年出生于四川岳池县城外长滩寺张家湾，当时的社会，传统封建思想很严重，女子更是受到封建思想的压迫。
比如邓惠中有三个哥哥，到了年龄后都去读书了，只有邓惠中长大后，家里不同意她去读书，这让邓惠中十分无奈，但是她却并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在哥哥们放学回家后，她就守在他们身旁，自学念书识字。
逐渐地，邓惠中有了自主意识，不愿再遭受封建思想的压迫，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姥姥就要给她缠脚。
在裹脚的问题上，邓惠中与姥姥做了强烈的斗争，常常是姥姥给裹好后，她半夜又给解开，后来姥姥的裹脚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裹脚失败的邓惠中有时被母亲带着去别人家里做客，每当邓惠中露出自己的“大脚”时，别人都会笑话她，但是邓惠中却并不在乎。
当然，早期裹脚的过程，也对邓惠中的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后来她在参加革命的时候，走路总给人一跳一跳的感觉，时间长了，人们都说她是“飞毛腿”。
当然，要说邓惠中是“双枪老太婆”的原型，自然是跟双枪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在1948年时，上级党委派她去指导岳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她一支手枪，她喜出望外，爱不释手。
后来，上级领导又发了一支手枪给她，在这一段时间邓惠中有了两支枪，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其实邓惠中当时还不到50岁，只不过那时候人显老，不到50岁就成了老太婆。
邓惠中本人并不介意，后来她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只不过据邓叶芸回忆，邓惠中的枪法一般，没有百发百中那么准，《红岩》毕竟是一本小说，双枪老太婆枪法准应该是其他人物原型。
随着游击队伍的发展，小队里面又增添了十几名战士，都没有枪，于是邓惠中就领着战士们跑到地主老财家中去借。
说是借，其实就是抢，看着邓惠中他们人多势众，地主老财们也不得不借，不过也有不灵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地主老财就对他们借枪的事很生气，威胁邓惠中说，要到乡公所报告他们抢枪的事。
邓惠中却并不在意，告诉地主老财说：“你不报则罢，真要去报了，恐怕也是替你自己找麻烦，那乡公所几个爷儿们不趁机敲你一把才怪！”
那地主老财一听，还真是这个道理，游击队不过是跟他这拿走几支枪，真要把乡公所的人叫来，还不要他“一层皮”，最后只得对邓惠中说了一句：“还是你双枪老太婆厉害！”
后来邓惠中带领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由于其拿着双枪，“双枪老太婆”的名号逐渐流传开来。
然而这样一位“老革命”，在渣滓洞牺牲之后，却由于资料信息不全，在认定烈士身份时没有审查通过，未做定性处理，甚至有时还会遭受非议，有人认为邓惠中在狱中叛变了。
直到1983年，在相关部门的复查之下，邓惠中同志才被追认为烈士。
1983年11月23日，邓叶芸收到了一张邀请她去参加重庆市各界人民纪念“——·二七”烈士殉难34周年大会的请柬，邓叶芸怀着激动的心情赶赴重庆。
在重庆，邓叶芸受到了组织上的关怀，见到了《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红岩》中“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
见到韩子栋，邓叶芸十分激动，赶忙过去跟他握手，在《红岩》中，双枪老太婆与华子良是夫妻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韩子栋也算是邓叶芸的“父亲”。
其实，韩子栋与邓惠中可能根本没有见过，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成功越狱，是11.27大屠杀之前唯一越狱成功的革命志士。
此时的韩子栋已经70多岁了，很瘦，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说话声音也很洪亮，多年以来，韩子栋一直致力于为死去的难友们评定烈士工作，尤其是对那些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评上烈士的难友们，更是各方呼吁，要给他们一个交待。
在烈士复查组同志的努力下，人们不再只看到《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更能看到一个真实历史上的烈士邓惠中的革命人生。
邓惠中原本只是一个农村姑娘，甚至经常遭受封建思想的压迫，后来接触了共产党，才逐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
邓惠中15岁的时候，家里就要给她包办婚姻，都被邓惠中拒绝了，于是邓惠中的父母只能依据她的想法，选择相亲的方式寻找配偶，对方必须是她能看得上的人。
这在当时是很新奇大胆的尝试，旧社会的包办婚姻制度下，女性是不能提前看到新郎的。
邓惠中的父母执拗不过女儿，最后就同意了，后来她母亲给她找了一个知书达理的相亲对象，那天邓惠中隔着门帘，看到一个中等个子，大眼睛的男青年，很懂礼貌又有文化，才同意了这门亲事。
这个男青年就是邓福谦，当时在江西馆小学任教，两个人婚后，邓惠中便搬进了丈夫的宿舍。
邓福谦接受了先进的教育，很有文化，跟传统封建的男人不一样，很尊重女性，她希望自己的妻子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
邓惠中受丈夫的熏陶，重新树立人生目标，决意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新女性，为此她开始自修小学课本，并在丈夫的帮助下考入岳池县女子师范。
后来邓惠中为了感激丈夫对她的鼓励与支持，决定冠以夫姓，由张惠中改为邓惠中，1933年邓惠中从学校毕业后，和丈夫一起留在江西馆小学任教，夫妻感情十分稳定，并且育有3个孩子，日子过得很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早年就接受革命思想的邓福谦决心投身革命，报效国家，有一天，邓福谦回到家里对邓惠中说：“惠中，国难当头，我们不能坐等灭亡，我决定去延安参加抗日。眼下3个孩子还小，以后全靠你把他们拉扯大。”
邓惠中虽然理解丈夫的决定，却难以接受，但是她知道自己的丈夫终究是要参加革命的，自己不能扯丈夫的后腿，因此就说：“你的决定是对的，你常对我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了国，才有家。你放心地去吧，孩子交给我，我一定培养他们长大成人。”
没过几天邓惠中便把家里的田地典当了作为盘缠交给邓福谦，并把他送到重庆，那一年，他们最小的孩子邓叶芸只有5岁。
临别时，邓福谦把革命同志王召和蔡衣渠介绍给邓惠中认识，在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下，邓惠中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他的丈夫一样投身到革命活动当中。
组织上交给邓惠中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继续教书，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接受到革命教育，邓惠中便白天去学校教书，晚上的时候又辅导农民读书写字，与此同时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
由于教书过于辛苦，邓惠中只能把孩子们送回岳池老家，让她母亲帮忙照看。
在外婆家里，邓叶芸兄妹三人从小就过着清贫的日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常常连点荤腥都吃不到。
有一年的邓叶芸生日，外婆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外婆给你打牙祭，好不好？”
在吃饭的时候，姥姥端出一碗青椒炒肉，兄妹三人高兴得不得了，一盘菜很快就被扫光了。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邓叶芸才知道，那肉竟然是老鼠肉，为了让孩子们吃点荤腥，外婆把老鼠的皮扒了，洗得干干净净后做给大家吃。
邓叶芸的两个哥哥满不在乎地说：“怕啥，只要能吃就行！过两天我们抓蛇来给你尝尝。”
有一天，邓惠中托人捎信给老大邓叶甲，让他第二天到一个小店门口等着，她会送来生活费，得到消息后，全家人都很高兴，孩子们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等到第二天，邓叶甲早早来到约定的地点，可是一直等到天黑了，也没有等到邓惠中，回到家里说：“太阳都偏西了，还不见妈妈的影子……”
由于邓惠中不在身边，没有母亲的照顾，又正值抗战期间，她的孩子们就这样过着艰苦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不久，邓惠中从乡下回到城里江西馆教书，当了校长，一家人才生活在一起。
那时，老大邓叶甲到重庆当了一段学徒，回来后辍学做工，老二邓诚刚读中学，最小的女儿邓叶芸则在江西馆小学读书。
邓惠中为了方便革命战友之间的联络，开始把自己的家作为联络地点。
根据邓叶芸的回忆，这年春节的一个黄昏，邓惠中介绍了一个穿着长衫的陌生男子来家里做客，并把他介绍给儿女们说：“这是何叔叔，你们父亲的好朋友！”
接着，邓惠中叫孩子分别去通知其他几位叔叔阿姨晚上8点来家里做客，那些叔叔阿姨们聚集在一间房子里开会，而邓惠中的3个孩子则在外面放哨，有人来找邓惠中，他们就说妈妈不在家。
来家里的人中，何叔叔来得最频繁，他们也经常听何叔叔给他们讲革命理念和形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邓叶芸才知道这位何叔叔真名叫朱光壁，是邓惠中的上级。
抗战胜利后，四川同志的地下工作更艰巨了，为了开展统战工作，邓惠中于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之后，她的工作更加繁忙。
1947年10月，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决定在华蓥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并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兵源、粮源供应地，以牵制敌军，配合解放军入川作战。
为了动员革命，邓惠中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还经常以走亲戚为由，走村串乡，组织“姊妹会”“翻身会”，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三抗”斗争。
1948年3月，邓惠中担任岳西支部的联络员，参加了岳西支部直属小队的军事训练，在训练中，她严格要求自己，很快学会了很多战术动作，为了解决游击队员的枪支问题，她就经常带着游击队员到地主老财家里去“借”。
游击队也很快发展壮大，但是也经常出现经费的问题，有一天邓叶芸接到邓惠中的来信，让她赶到到土地庙等妈妈。
邓叶芸急忙来到土地庙旁，以为母亲出了什么事，结果不久见到一个老太婆，头上裹着青布巾，身上穿着蓝短衫，黑裤子，再一细看，原来是自己的妈妈。
邓叶芸忍不住笑着说：“妈妈，你真会演戏。”
邓惠中说：“和敌人周旋，不会演戏怎么行？”
邓惠中对女儿说：“芸儿，我有件事情要你办一下。你去托李表叔把我们家的谷子卖掉，明天把钱送到这儿来。”
当时邓叶芸感觉很奇怪，正是物价猛涨的时候，这些稻谷也只够我们全家半年生活，卖掉之后，他们吃什么？
邓叶芸就问：“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邓惠中沉思了一下，严肃而又难过地说：“芸儿，蔡衣渠同志昨天被捕了，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搞清他的身份以前，赶紧把他赎出来。我们家的口粮以后再说，先救同志要紧！”
邓叶芸知道事关重大，没有再说什么，回去赶紧就托了几个人，分头卖掉谷子后，按照母亲之前的吩咐，将钱带到指定地点交给了母亲。
后来邓叶芸听说，蔡衣渠当时已经被人保释出来，可邓惠中却并没有把钱还到家里，而是用这笔钱买了枪支，交给起义部队。
1948年8月，华蓥山武装起义打响后，邓惠中负责一支队伍的后勤供应，保障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游击队。
然而由于起义时机不好，敌我力量悬殊，武装起义很快失利，邓惠中成为国民党军警抓捕的重要目标。
1948年9月的一个晚上，邓惠中化妆回到家里，告诉大家老二邓诚被捕了，邓诚原名叫叶坼，入党时改名邓诚，表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尽管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邓惠中多数不在家中，看起来疏于对儿女的管教，实际上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邓福谦和邓惠中夫妻两个人心系国家，投身革命，他们的子女怎么可能不效仿呢？
她的三个孩子也从小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先后入党，邓惠中经常鼓励孩子们要多学习，只有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将来才能够为劳苦大众服务。
每当夜深人静，她就会把一本本当局禁读的进步书籍从咸菜坛子里拿出来，全家围在一盏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
对于孩子们的教育，邓惠中总是循循善诱，有时，她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子女讨论。有一次，邓惠中让孩子们讨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
邓叶甲当时在重庆当学徒，看到老板表现得很自私，认为这句话是对的，邓诚则说不全是那样的，新三中学的老师在关键时刻就能挺身而出，不怕杀头，就不自私。
邓惠中告诉孩子们，自私的人就是地主和资本家，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逐渐明白，共产党员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无私的。
在三个孩子中，邓惠中最喜欢老二邓诚，邓诚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入了党，当时邓惠中并不知道，后来得知儿子入党，一时竟“悲喜交加”，悲的是入党在当时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邓惠中紧紧搂住二哥说:“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掉脑袋的。”
喜的是，自己家里又出现了革命战士，革命后继有人，邓诚的未婚妻张淑珍是邓惠中的侄女，也被邓惠中发展成共产党员。
邓诚在暴动期间在为组织送信的途中被捕，先是关在岳池监狱，邓惠中入狱后，一起被押解到了渣滓洞监狱。
被捕后，邓诚坚贞不屈，多次遭受重刑，却什么也不肯讲。
在他们一家都被抓捕后，敌人为了从他们的嘴里得到有用的消息，用尽了酷刑，尤其是对邓惠中和邓诚，敌人把邓惠中捆了起来，用竹签从指甲钉进去，钉一下问一句，邓惠中咬紧牙关，昏死过去多次也没有吐露一点有用的消息。
为了让邓惠中就范，敌人把她的家人都抓了进来，并且威胁她说，如果不招，就把她们全家都杀掉。
邓惠中霸气回应：“我们全家都不怕死，血债血偿，你们要好好记住这句话！”
后来邓叶芸听管监狱的人说，“邓老太婆”嘴硬得很，多少种刑都用了，就是不肯招供。
她说：“共产党员多得很，全世界有，解放区更多，本地也有，我就是不告诉你们! ”
敌人见从她嘴里找不出有用的消息，就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渣滓洞中，1949年11月27日，邓惠中及邓诚同时殉难，壮烈牺牲，牺牲时邓惠中45岁，邓诚18岁。
邓叶芸和邓叶甲被转往合川监狱幸免于难，不久后，解放军攻下合川县，他们兄妹才得以获救。
他们回到了江西馆，那个邓惠中教书多年，对他们言传身教的地方，可是却再没有母亲的身影，他们一直没有接到母亲和老二的消息。
很久之后他们才接到消息说，他们的母亲和老二已经在“中美合作所”被敌人杀害了，那一刻，兄妹二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革命成功了，他们的母亲却牺牲在胜利的前夜，1950年邓叶甲和邓叶芸到汉口去看望久别的父亲邓福谦，在他们小时记事时起就盼望着能够和父亲重逢，一家人团聚。
当时邓福谦身穿一身灰布制服向他们走来，看到邓叶芸后，他的眼角湿润了：“芸儿，你长得多像妈妈呀！”
听到爸爸的话，邓叶芸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她想念自己的妈妈啊！
邓福谦给他们讲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到延安后，读了军政大学，毕业后，组织上派他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打游击，由于条件艰苦，始终没能把妻儿接来，听到妻子在家参加革命，他很高兴。
1949年，他随军南下，到汉口时转业到武汉民政局工作，刚要把他们接来，却得知妻子邓惠中和儿子邓城牺牲的消息。
当邓叶芸把母亲狱中的事迹讲给父亲听时，邓福谦感慨万千：“她经受酷刑的考验，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你们有这样一个好妈妈，值得自豪，更应该向她学习呀！”
后来他们兄妹都以母亲为榜样，为人民做贡献，任劳任怨，老大邓叶甲改名为邓永义，先是在岳池县公安局工作，后来考入武汉市成为一名公安战士，在此期间光荣入党，曾被评为武汉市公安局先进工作者，1960年7月不幸患病逝世。
小女儿邓叶芸1952年在组织的关怀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兢兢业业一辈子，像她的母亲一样，把知识传递给更多人的，一直到1990年离世。
1983年11月27日，重庆 “——·二七”烈士殉难34周年大会上，当邓叶芸戴着白花走进纪念大会会场，望着烈士墓碑时，不禁感慨万千，假如自己母亲的在天之灵，看到新中国繁荣昌盛的一天，她会多高兴。
《红岩》中所述：“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光荣！”
那个曾经拿着双枪为了中国的解放而战斗的“老太婆”，她为革命奉献了青春，却永远不会变老，永远都是4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