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到宝安区西乡街道和60多年前的中学老同学饮茶，听到他们说“疍家话”（又称基围话），特别是那句久违的“行番爽，爽西糠，买包称宝朗……”(“走着上，上西乡，买包清补凉”的药材回家吃)的经典土话，感到久违和亲切。然而他们一起来饮茶的孙子，对爷爷奶奶们这句疍家方言俗语却一脸茫然，既听不懂更不会说。
01
深圳疍家人探源
深圳沿海，自古除了广府人、客家人和闽潮人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族群，这就是“疍民”，俗称“艇家人”。香港至今仍将“疍家人”列入“围头人（粤语）”“客家人”“福佬人”并列的四大民系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南岛“海改”时，疍民曾被定为“疍族”——全国第57个少数民族，到了1964年四清时期才将“疍族”改正为汉族。“疍家人”实际上是“水上人家”，他们世世代代浮居泛宅于滨海和河涌水域一带，在岭南被誉为捕鱼、海产、贩盐、跑船运输的行家里手。
深圳的疍民，经过我十多年的田野考察和研究比较，大致分为“东疍”和“西疍”两种。细究起来，东西“两疍”无论从语言到习俗，都不大一样。
大鹏、南澳、葵涌、沙头角、盐田（含1950年后香港疍家渔民在上述渔港登记户籍船籍）的东部疍民，多数从福建、潮汕、海陆丰等地迁徙过来，故有“福佬疍”(又叫“鹤佬疍”)之称；另一说法，福佬人来自中原河洛地区，便自称“河洛人”。罗湖、福田、蛇口、南头、西乡、沙井、福永、松岗，甚至大铲岛、内伶仃岛的西部疍民，基本上来自肇庆、番禺、中山、东莞等珠江口两岸及西江河海地区，所以他们与广府语言相通，但是仍使用独特的“疍家白话”。
疍民，土称“疍家佬”，史称蜒人、蜑民。有史学家考究说“疍”通“蛋”，“蜒”是蛋的俗字。疍民的来历，有的说他们艇舟形如蛋，还有说因疍民用蛋来代缴纳赋税；也有持疍民来源于古代“但”和“亶(台湾的古称，音近蛋)”的观点。《古今笔记精华?蜑俗纪略》曰：“寓浔江者乃鱼蜑。”浔江，即江西省九江地区，之前，来自“勾吴和于越两国”地域（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人类学家认为疍家是“白水郎”，古越族的后代。《隋书·南蛮传》载有“猺獠蜒蛮，与华人错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而远古的百越人，被视作畲族人。
实际上，对于疍家人的来历,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较多的说法为：疍家人是原居于陆地的汉人,秦朝始被官军所迫,逃避到海岛、江海河上居住,以捕鱼为生,世代相传。由于疍民生活于船上，唐宋以来的史书对其的称呼又有“游艇子”“白水郎”等名称出现。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更为直言：“诸疍以艇为家，是曰疍家。”
关于岭南疍民，最早的史料见于宋代地理名家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曰:“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疍也。”南宋之后,明嘉靖时期黄佐的《广东通志》中也有类似的说法，“疍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到了明代，朱元璋以其农民的偏见和从禁海的昏着儿出发，把疍家人打入另册，固化在社会的最下层。自此，疍民群体有了“另类”的清晰的界定。
清康熙年间，疍民族群普遍被严重歧视。“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疍户，即猺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疍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促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清康熙《新安县志》）
疍人受尽陆地上人的歧视，又遭受官府渔霸欺压。他们不被允许穿鞋上岸，更不可以逗留岸上居住。陆地居民不愿与其往来，更不会相互通婚。其中影响最惨的是渔民死后不能举丧，不能葬在高于陆地居民居住地和墓地的地方。这一陋俗，导致数百年来渔民故去只能在沙滩草草掩埋，无葬礼，无坟茔，自然也不会像陆上人的扫墓烧纸和建立祠堂祭祀。所以，致使疍民群体没有族谱、没有祖墓、没有祖祠、不拜祭祖先等习俗。据原大鹏新区文体旅游局的陈保元先生调查了解称，当时南澳沿岸一些边远的人烟稀少的沙滩，往往就是渔民的葬身之地，如“桔钓沙”，其实就是本地人称掩埋疍民和无主尸骨之地。“桔钓沙”是“骨丢沙”的谐音。
过去“大吓（欺）细，细吓矮，无得吓，就吓疍家仔”的世俗，逼使疍人铤而走险，海上行盗，惹上“疍家本鲸鲵之族，其性嗜杀”“无巢穴者之盗多，则疍家其一类”“疍妇女皆嗜生鱼能泅汓”“其性凶善盗，多为水乡祸患”“粤故多盗，而海洋聚劫，多起疍家”等恶名(屈大均语)。
如何降伏此等海贼？朝廷发现从江浙到闽粤沿海的“疍人善没水”，俱不惧风浪的长处。于是，明洪武初年官府采取收编“疍人为水军之制，择其二三智勇者为大长，授以一官，俾得以军律治其族，与哨船诸总，相为羽翼。又使诸县富民，仍得朋造乌糟、横江二船，专业渔盐”[1]。后来几朝尝到“化敌为友”“改造蛮夷”的甜头，清雍正七年(1729)，特谕旨始准疍民上岸陆居：“疍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民一体……著该督抚等转饬有司，通行晓谕：凡无力之疍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能力建造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开垦荒地，播种力田。”
02
疍家人结束浮居泛宅历史
自此，深港一带的疍民300多年前便被允许泊居于深圳湾和有泉水可汲取的大鹏湾、大亚湾或大铲岛、内外伶仃岛及长洲、坪洲、大屿山等地。
疍民“泊居”有两种，一种居于靠岸边沙滩上的“船屋”，一种是依河海堤坝搭建的“吊脚草棚”。居“船屋”的仍以捕鱼、运输为生；住“吊脚草棚”的转为种田为主，捕鱼为辅。
住“船屋”的在沙滩上用破旧船或在靠岸停泊连成一片的渔船上，形成独特的渔村——“浮水乡”。船屋疍民离海不离水。不管是固定在沙滩上、还是固定泊在岸边的船屋，通常每船为一个家庭单位，老少三代都住在船舱中。船舱上面覆盖着席篷，篷盖以双层竹篾夹着阔大的葵叶(或油毡纸，后来用塑胶纸)编织成，船篷分为两至三节，前后可以推移，十分方便；捕鱼时可叠放于后仓上，晚上拉开覆盖全船，遮蔽风雨霜露，便于生活。
深圳滨海沿岸的各个渔港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水上渔村”，水上疍艇首尾相接，大小舢板穿梭其中，孩童在船上玩耍，妇女在甲板织网，船尾挂着几个鸡笼，鸡笼里的母鸡下蛋公鸡打鸣，每艘艇船飘出做饭的炊烟，在黄昏时分交织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南海渔火图。20世纪60年代，我在大铲岛就见过20来户相连的“船屋”，他们以捕鱼和养蚝为生，生活悠悠自得。
居住“吊脚草棚”的疍民，则在海堤或河涌边的水面用木桩、树皮和稻草搭建棚屋，棚里有几个臥室和一个小的饭客厅，起居饮食的草棚木板常常被擦洗得光亮。做饭的厨房和杂物间则与人住的草棚分开，单独在对面或隔壁搭建。每户根据人口多少而自建一至三座吊脚草棚，而数十上百人的村子依河海堤一溜排着独立搭建的吊脚草棚，颇为壮观。由于草棚没有严实的门，故他们自嘲“无门闩”。平日每户出行或劳动时，解开拴在草棚下的小艇则可出河涌，抑或运送稻谷、肥料，抑或上集市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这类棚屋在20世纪80年代前从罗湖渔民村、福田渔农村，到西乡翻身、劳动、共和、民主、自由、下十围、福永和平等地都聚集搭建不少。
这类上岸定居的疍民，除了围海种田的外，还有不少是围海养鱼虾的人家，也就是在海堤两旁的一片浅海滩涂中，由一条条纵横的土堤把水面分隔成棋盘一样的方格，养殖鱼鳗虾蟹，大的方格面积达数十亩，水一米多深，这就是俗称的“鱼塭”，也叫“基堤鱼水围”，简称“基围”。住在“基围”上的人叫“基围人”；有基围人认为自己无“根”，说走就走，像水上漂浮的柴一样，便戏称自己是“水流柴”。
严格上说“基围人”和“水流柴”是有区别的。宝安作家黄开林调查后认为，早期的“水流柴”是出海的渔民、是水客；“基围人”以经营基围放养鱼虾为生。后来人们才把所有在滩涂上生活的人统称为“水流柴”或者“基围人”。
为了消除民间对疍家人的歧视，1916年，广东省国民政府颁布法令严禁歧视疍民。1949年11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宣布禁用“疍家”称号，一律改为“水上居民”；同时，政府不断动员水上居民向陆地搬迁。
1950年11月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广东省土地改革中沙田处理办法(草案)。12月19日，省赴宝安县土改工作团到达县城南头，次日，县政府张贴土地改革文告，开展沙田地区土改，宝安是广东省三个土改试点县之一。第二年春天，土改队员在普查时惊诧地发现，这数十公里滩涂海岸线的一个个“村子”——居民的棚屋点居然没有名字。为使土改工作顺利进行，他们给这些聚居点逐一起了村名，并经上报批准：翻身村、劳动村、自由村、共乐村、和平村、共和村、乐群村、民主村……从此，这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的革命地名被写入深圳史册，如今这些名字已成为社区名称。
1951年渔改期间，宝安县政府首先在盐田墟沙坝上面的空地划给说白话的水上居民建“渔一村”，避风塘口一块空地划归说潮汕话渔民建“渔二村”。1955年，大鹏半岛有4户水上人家在南澳河涌边搭起竹木棚居住，为渔民上岸带了头。1958年，为了留住户籍和船籍在香港的渔民，让他们在宝安县湾头渔港安居立业，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宝安县政府于1962年开始，在南澳统一建成30间石头瓦房的渔业新村（俗称“三十间石屋”），让1000多名渔民中的老幼妇孺上岸生活和读书，大部分青壮年人仍在船上生活。直至1978年，南渔村再建7幢56间渔村集体住宅房，才基本解决南渔村渔民上岸定居问题。
南澳疍民上岸试点成功后，1960年代前后，宝安县的南澳东山的东渔村、盐田墟的渔业一村和二村、罗湖桥下“犁头尖”的渔民村、福田公社的渔农村、南头公社的大新与白石洲、蛇口公社的蛇口渔业一村和渔业二村(1971年落成)及西乡翻身、共乐与沙井民主村、福永和平村等，在岸上由政府划地建设新村，从此疍家人正式“洗脚上岸”。
时至今日，乌篷疍船、吊脚草棚和早期建村的木屋及砖瓦平房已拆毁消失，疍家人真正成为都市社区的居民。据说，这部分水上原住民的人数，目前在深圳的只有10万人左右，除了他们的土方言和老一辈人坚守一些习俗之外，基本上很难区分得清“疍家人”和深圳都市人了。
03
疍家人形成独特的生活习俗
当然，要区分二者，只能从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才能看出来。
尽管疍家人上岸居住了五六十年，但他们长年在船上喜欢盘足而坐，这个习惯至今仍在上了年纪的疍家人身上保留，其他许多有趣的传统习俗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在深圳同是疍家人，但是“东疍”与“西疍”人的风俗习惯亦不尽相同。也许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差异，进而带来语言跟生活习惯有别。西部的疍家人多数从珠江口两岸和西江等地漂泊过来，先前捕鱼、晒盐，后在内河运输，再后来开垦珠江滩涂种稻、养鱼，像福田的渔农村，西乡镇的翻身村、劳动村，沙井镇的共和村，福永镇的和平村等在大沙田种稻，因为大沙田是由防浪海基堤围成的，据此改种稻田的疍民又被称为“基围佬”。基围人口音很特别，白话中“郎当韵”不分，全把“凉”“量”“良”说成“狼”音， “两”说成“朗”，“上”“伤”“想”“尚”“相”“商”“双”说成“爽”，“张”说成“装”，“我”说成“噢”音，等等。
“西疍”说话与香港的疍民口音几乎一样。民间有则风趣的史料说道，当年英国殖民者登陆香港时，向香港仔海湾船上的疍民打听此地名叫什么？疍民用土话答称“哼扛”，英人便将香港的发音译成“HongKong”，并将其标注在地图和文件上。香港的英文读写从此沿用至今。
“东疍”的疍家人被称之“鹤佬疍”，是当地人凭他们的口音直译而来，实际上，鹤佬是将“福建佬”的“福”说成“鹤”音，香港、深圳和广州一带也就“相约俗成”称之为“鹤佬”了。
鹤佬，有人称海陆丰人为“鹤佬仔”，其实如果溯源，这部分人是从福建一路漂泊过来的，多数在海上打鱼和运输。所以，所用的船只构造较为复杂，船身较大较高粗, 长十几米不等，宽三四米，上阔下尖,前小尾大，冲波劈浪无所畏惧。为适应较远航行和大风大浪，船身特别坚固,同时它的船尾部分多留作住宅，船舱内分设有厨房与睡房，有些还有祖先神位及天后娘娘的神台等，方便四时烧香，祈求平安。舱底分设冷库鱼仓和淡水、食品储藏等，桅、帆、舵、橹、浆、网一应俱全。
“西疍”的疍船多在河涌或近海沿岸劳作，故该船身较小，偏窄而长，过去没有机帆船，且无风扬帆时，多是划桨或摇橹。“东疍”的鹤佬船之特征就是在船头两侧画上一只大眼，故称“大眼鸡”(寓意龙目)；而“西疍”的船则多在船尾写上“顺风得利”，以期平安吉利。
由于经常在风浪中划桨摇橹，疍家人的脚板特别大，脚趾像吸盘一样抓实船甲板，站得很平稳；疍家女人经常摇橹，练成骨盆大、屁股大。俗话说屁股大好生养，因此，早时疍家女人普遍生四五个甚至七八个孩子。孩子的名字，也非常有趣。以往疍家人少读书，给孩子起名字多用身边的事物，比如按婴儿出生的日子取名吴初一、符十五、郭三十等，从初一至三十都有；男人喜欢叫“佬”，卢根佬、霍佬海等；女的多取名“水妹”，或带“喜”字，如陈水英、石水喜、林桂喜、郑喜妹等；也有对神佛的敬仰称呼作为名：樊妈喜、贺佛送、麦佛喜等；用海洋生物起名的较普遍：虾仔、虾头、虾妹、虾女、细虾、苏红三、顾石斑、曾蛏蛴。“女大者曰鱼姊，小曰蚬妹；鱼大而蚬小，故姊曰鱼而妹曰蚬云”（屈大均语）。也不乏用船具作为名：如梁网、吴帆、钟舵、徐橹等；疍民极希望人丁兴旺，盼男孩延续后代，故生女孩的家庭多用：带弟、来弟、添丁、招娣等；求嗣之时，也不忘给家里带金带银添福运，名如银生、金运、福满、福娣、禄妹、满仓等。也有特意起些“贱名”，让孩子好生长，少病痛，忌夭折。
疍家人在河海上生活，社交圈子狭小。他们相亲婚娶也很特别，如男子未婚，则摆置一盆草于船艄；女子未婚，置一盆花于尾艄，以招媒妁。对婚时以咸水歌相迎，男歌取胜则夺女过舟。嫁女是晚上出门的，看水路远近而决定出嫁时间，路途近的天亮前三四点出发；路途远的，半夜12点钟就开船出阁。所以，这个习俗叫作“夜嫁”。
新中国成立后，疍民上岸在陆地娶亲，仍沿袭水上迎亲一套仪式，只不过海上的船艇在陆上改为“旱船”。南澳疍民婚俗和盐田疍民婚俗分别列入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广东省国际旅游文化节，南澳的水上迎亲舞荣获金奖，让疍家人在省城风光了一把。
[1] 《广东新语》，(清)屈大均著，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1版，第250页。
注：【原题】廖虹雷 | 深圳有个疍家民系渐行渐远
作者/廖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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