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吃者需要做的是对自己差异性的接受，也就是理解口吃这件事情并不会离自己远去，要学会和它相处。
——南京中心王主任
“想好了再说”根本不管用
“说起来，我从5岁就开始口吃了。上小学时，好几个同学都会模仿我结巴的样子，我很难受，也和他们打过架，但这根刺却一直留在心上。”小李虽然笑着在说这段经历，可我们能感受到他幼时的无助。
小李今年21岁了，口吃已经伴随他16年了，自打上了初中，他就一直在寻求解决口吃的方法，也走了不少弯路，可所有尝试过的方法都没有效果。他说，说话卡顿的那一瞬间十分漫长，自己也总是因为浪费了别人的时间而感到羞愧。
在初三时，他作为实验班班长上台演讲，全校师生都站在操场上。那篇稿子他足足准备了一个星期，也对着家里的镜子练习了二十多遍，可是一张嘴还是不断地卡壳。他一再调整呼吸放慢语速，终于把整篇稿子完整念下来。下台后，教导主任说小李的语速太慢，将整个流程拖延了好几分钟。“她并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被这样误解着。”
其实，小李的父母以前也不清楚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有时会提醒小李“在说话前想好了再开口”，可哪有这么容易做到啊？口吃症状和口吃者对自己的心理预期是脱离甚至是对抗的，也许口吃者对说话流畅的预期越强，在开口时的问题就越严重，这和社会带给口吃者的压力是分不开的。
“别人都想变得不普通，我却一直想变成普通人。”小李说，他之所以选择现在这个专业，就是因为不用和别人打太多交道。“这个专业女生也少，我在和女生说话时更紧张，到现在也没谈过恋爱。”
“我有好几个微信好友，都是从一个口吃者群里加的，平时会聚一聚，讨论一下口吃的矫正方法。”小李说，我们中心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寻求外界帮助了，如果还是没有效果，他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算了。
我学会了如何和口吃相处
我叫龚俊毅，今年32岁，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就暂时定居在这里。在我的记忆里，我从还没上小学就和口吃形影不离了。父母因为常年在外地出差，所以我的童年是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由于二老也没什么文化，我的口吃也就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小时候，我没少因为结巴被同学笑话，就连一些亲戚有时也会拿我的语言状态开玩笑，可能他们觉得我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偶尔开开玩笑也无所谓。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在语句中段有些卡壳，到了中学就发展为首字难发了。
因为长久以来被别人嘲笑，我慢慢学会了怎样去隐藏我的口吃，比如在感到自己快要口吃时避免说话，或者避免和别人进行讨论，我之所以一直读到博士也是因为找工作免不了要进行面试。
三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口吃训练营，每天练习朗读和演讲，学习呼吸方法等，也尝试过打着节拍说话或是放慢语速，但和很多口吃者一样，停止一段时间的练习，训练效果就会消失无踪。我那时就在想：既然我打不过它，索性就接受它的存在，试着与它和平相处不就好了？
果不其然，在我放下一部分心理包袱后，口吃症状得到了一些缓解，但和普通人相比，语言状态还是差得离谱。我来到德国后，也尝试过语言训练，可毕竟德语和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段时间的课程虽然让我有所收获，但效果还是不好。
今年年初，我回国待了一段时间，也是这时认识了南京中心的王老师。她在听我说完从小到大的经历后，和我说道：“你这样想是对的，你需要做的是对自己差异性的接受，也就是理解口吃这件事情并不会离自己远去，你要学会和它相处。”
结束南京中心的矫正课程后，我的语言状态几乎和常人无异了，也就是在那时我明白了：口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它是由生理异常（或不良教育）和社会压力共同引发的。
语言流畅度关乎的是我们口吃者自己和他人的感受，我们害怕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断对抗口吃，以期融入“正常”的社会。可是我们却忘了，想要彻底打败对手，最好的方法是和对方握手言和。我不想怨恨口吃，我想和自己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