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韫慧
【“拾味扬州 世界美食之都的100个细节”征文选刊】
记忆中，那碗几乎每天出现在饭桌上的豆瓣蛋花汤，曾经是厌倦，如今却是怀念。
八十年代，我的家是绿杨深巷的一处带院子的平房，从乡下返城的外祖父母，用芦竹扎个方形鸡笼，饲养五六只下蛋的母鸡，我每天听着它们的“咯咯”叫唤，准时到鸡笼里捡蛋。外公年轻时从家乡带上城的徒弟们，在城里安家落户后，不时给我们带点地里的土宜，我家天天跟过节似的门庭若市。
他们送的土宜中，最多的是蚕豆，春天是刚采摘的鲜蚕豆，秋天是晒干的老蚕豆。外婆常常会将鲜蚕豆洗干净，用剪刀将每个蚕豆的尾部剪开小口，打发我到街角的南北货店买些五香八角，和上酱油、糖、盐等调料，煮一锅馋涎欲滴的五香蚕豆。或者白水加盐将新蚕豆煮熟，用针线串成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既秀色又可餐。家里的米缸里是一袋袋用蛇皮袋盛放的老蚕豆。我从上幼儿园开始，放学回家，总看见外公坐在院子里，用那双布满青筋的手，一颗一颗地劈开老蚕豆，然后是一颗颗地剥落晒干的蚕豆外皮，用针挑出豆瓣里肥胖的小虫，再放水泡一天一夜。退休的外公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豆瓣加工的家务，我家的餐桌上也不停地出现一碗又一碗的豆瓣蛋花汤。
到了我读初中的八十年代末，长身体的我越来越讨厌豆瓣蛋花汤的寡淡，想念通体透亮的萝卜烧肉、一肚子籽的红烧鲫鱼和黄澄澄的扬州老鹅。我每月定量的32斤粮票和7.5元的肉票，让我的想念只能偶尔得到满足，更多地是就着一碗豆瓣蛋花汤扒完碗里的饭。到我读高中的九十年代，家里的经济有了好转，我每月可以凭考试成绩得到父母的奖赏，品尝我心心念念的老鹅、油炸臭干和排骨汤。外祖父依旧佝偻着背，坐在院子里劈那些劈不完的干蚕豆。他常常在饭桌上，边吃边咕咙豆瓣蛋花汤的营养价值，并给我和弟弟讲三年自然灾害的往事。我们是东耳进西耳出，不时央求父母改善伙食。为此，父母没少被外祖父责怪。
谈婚论嫁时，我这个城里的妹子不小心成了乡下媳妇。月子里飘着一层油的老母鸡汤、加豆皮的猪腰汤、厚得要兑水的猪脚汤，让我反胃地寻找清淡爽口的素汤。照料我月子的婆婆像变戏法似的，从旅行包里掏出一塑料袋的去皮蚕豆瓣，给我烧了一碗豆瓣蛋花汤，并切碎一些韭菜洒在汤上，豆瓣开了花，入口即化，汤色黄中带绿，又鲜又香。婆婆的巧手，让豆瓣蛋花汤滋生出别样的风味，有的时候混合着肋条肉的香，有的时候掺杂着虾干的鲜，有的时候附带着西红柿的酸。豆瓣蛋花汤于我，不再是少年时一尘不变得寡淡，而是一碗温柔了岁月的爱心汤。
孩子上学后，婆婆退居老家，和公公回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我学着婆婆的样子，操持小家庭的一日三餐，食材的极大丰富，让我家的餐桌上交替着色香味俱全的可口菜肴，但豆瓣蛋花汤依然是我家的常客，甚至是早餐的常客。学习任务繁重的女儿，早上吃不了荤腥，喜爱在早上喝一碗带着韭菜香的豆瓣蛋花汤，既解乏又有营养，配一些可口的奶黄包，高高兴兴地开始全新的一天。我那八十岁的父亲，嘴里只剩两颗牙，碰上我做豆瓣蛋花汤，就着白面馒头，不住点头称赞。
过年和我们团聚的婆婆，依然把舍不得吃的土宜大包小包带给我们，其中总有一塑料袋去皮蚕豆瓣。捧着这些豆瓣，眼前会浮现婆婆采摘蚕豆、院子里晾晒、晒干劈豆、剥出豆瓣的情景，一如若干年前我那年迈的外公。他们都是从土地里刨食的农民，用他们的劳动果实，给孩子们最朴实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