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小市民有种种令人生气的事——但幸亏还有种种可爱，让人忍不住地高兴。
中华路有一家卖蜜豆冰的——蜜豆冰原来是属于台中的东西（木瓜牛奶也是），但不知什么时候台北也都有了——门前有一副对联，对联的字写得普普通通，内容更谈不上工整，却是情婉意贴，令人动容。
上句是：“我们是来自淳朴的小乡村。”
下句是：“要做大台北无名的耕耘者。”
店名就叫“无名蜜豆冰”。
台北的可爱就在各行各业间平起平坐的大气象。永康街有一家卖面的，门面比摊子大、比店小，常在门口换广告词，冬天是“100℃的牛肉面”。春天换上“每天一碗牛肉面，力拔山河气盖世”。
这比“日进斗金”好多了，我每看一次简直就对白话文学多生出一分信心。
好几年前，我想找一个洗衣兼打扫的半工。介绍人找了一位洗衣妇来。“反正你洗完了我家也是去洗别人家的，何不洗完了就替我打扫一下，我会多算钱的。”
她小声地咕哝了一阵，介绍人郑重宣布：
“她说她不扫地——因为她的兴趣只在洗衣服。”
我起先几乎大笑，但接着不由得一凛：原来洗衣服也可以是一个人认真的“兴趣”。
原来即使是在“洗衣”和“扫地”之间，人也要有其一本正经的抉择——有抉择才有自主的尊严。
带一位中国香港的朋友坐计程车去找一个地方，那条路特别不好找，计程车司机找过了头，然后又折回来。下车的时候，他坚持要扣下多绕了冤枉路的钱。
“是我看错才走错的，怎么能收你们的钱？”
后来死推活拉，总算用折中的办法，把争执的差额付了。中国香港的朋友简直看得愣住了，我觉得大有面子。
祝福那位司机。
我家附近有一个卖水果的，本来卖许多种水果，后来改了， 只卖木瓜，见我走过，总要说一句：
“老师，我现在卖木瓜了——木瓜专科。”
又过了一阵，他改口说：
“老师，现在更进步了，是木瓜大学了。”
我喜欢他那骄矜自喜的神色，喜欢他四个肤色润泽、活蹦乱跳的孩子——大概都是木瓜大学作育有功吧？
隔巷有位老太太，祭祀很诚，逢年过节总要上供。有一天，我经过她设在门口的供桌，大吃一惊，原来她上供的主菜竟是洋芋沙拉，另外居然还有罐头。
后来想想，倒也发觉她的可爱，活人既然可以吃沙拉和罐头，让祖宗或神仙换换口味有何不可？
她的没有章法的供菜倒是有其文化交流的意义了。
从前，在中华路平交道口，总是有个北方人在那里卖大饼，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大饼整个一块到底有多大，但从边缘的弧度看来直径总超过二尺。
我并不太买那种饼，但每过几个月我总不放心地要去看一眼，我怕吃那种饼的人愈来愈少，卖饼的人会改行。我这人就是“不放心”（和平东路拓宽时，我很着急，生怕师大一时兴起，把门口那开满串串黄花的铁刀木砍掉，后来一探还在，高兴得要命）。
那种硬硬厚厚的大饼对我而言差不多是有生命的，北方黄土 高原上的生命，我不忍看它在中华路慢慢绝种。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满街都在卖那种大饼，我安心了，真可爱，真好，有一种东西暂时不会绝种了！
华西街是一条好玩的街，儿子对毒蛇发生强烈兴趣的那一阵子我们常去。我们站在毒蛇店门口，一家一家地去看那些百步蛇、眼镜蛇、雨伞节……
“那条蛇毒不毒？”我指着一条又粗又大的问店员。
“不被咬到就不毒！”没料到是这样一句回话，我为之暗自感叹不已。其实，世事皆可作如是观。有浪，但船没沉，何妨视作无浪；有陷阱，但人未失足，何妨视作坦途。
我常常想起那家蛇店。
有一天在一家公司的墙上看到这样一张小字条：“请随手关灯，节约能源。”
看了以后，让人觉得就像自家厨房里要添抽风机或浴室里要添热水炉，或饭厅里要添冰箱的那份热闹亲切的喜气——有喜气就可以省着过日子，省得扎实有希望。
为了整修“我们咖啡屋”，我到八斗子渔港去买渔网，渔网是棉纱的，用山上采来的一种植物染成赭红色，现在一般都用尼龙的了，那种我想要的老式的棉纱渔网已成古董。
终于找到一家有老渔网的，他们也是因为舍不得，所以许多年来一直没丢，谈了半天他们决定了价钱：
“二角三！”
二角三就是二千三百的意思，我只听见城里市面上的生意人把一万说成一块，没想到在偏僻的八斗子也是这样说的，大家说到钱的时候，全都不当回事，总之是大家都有钱了，把一万元说成一块钱的时候，颇有那种偷偷地志得意满而又谦逊不露的劲头。
本文节选自散文集《走着，走着，在春天》
作家：张晓风
张晓风，中国台湾散文家。曾荣获中山文艺奖、吴三连文艺奖、时报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大奖。被余光中评价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入选台湾地区“当代十大散文家”。其散文作品宁静致远、淡泊明净。其代表作《行道树》《敬畏生命》等文章选入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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