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和才谈“漫谈”和“才谈”是一种类似相声的朝鲜族曲艺艺术。最初是由演出时幕间表演的朝鲜族民俗乐“尔代广”演变而来。“漫谈”是一人表演，以故事取胜的朝鲜族口演艺术，其包袱多在情节和性格的描绘中实现。“才谈”是二人或多人表演，有“对口才谈”、“男女才谈”、“扮装才谈”、“群口才谈”等几种类型，通过说、学、逗、唱等口演形式，叙述故事，阐明观点，塑造人物，表达情感，具有风趣、幽默、诙谐的喜剧特点。是流行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及东北三省朝鲜族聚居地的一种朝鲜族曲艺形式。漫谈和才谈是演员独自一人或两个演员以说话的形式与观众进行幽默式交流的曲艺节目，一般对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错误或不正当的事情进行暴露和讽刺，利

龙头游戏”是一种古老的朝鲜族民间游戏，起源于朝鲜半岛，历史久远。最早为斗玩游戏，是部族之间争斗比拼实力的活动方式，大约在朝鲜李氏王朝时期逐步演化为带有表演性质的体育娱乐活动。二十世纪初，随着朝鲜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中国，“龙头游戏”也随之传入，并在延边的安图县各地流传起来。“龙头游戏”的活动方式与中华民族的舞龙有所不同，但龙头的制作与中国传统龙头的制作大体相似。而龙身则是木杆制作的支架，并无特殊装饰。在表演时，按人数分成对抗的两支队伍，由数十人架起彩龙，上立一位将军挥舞彩旗指挥本方与对方比斗，表演成份少而对抗性质多一些。“龙头游戏”主要通过对抗展示人们快乐的心情和热烈的场面。在游戏中，要分出红、蓝

鹿棋，蒙语称“宝根?吉日格”，起源于七八世纪。是蒙古族传统娱乐项目之一。古代游牧人的娱乐活动，除了赛马、斗骆驼和舞蹈之外，还有鹿棋等娱乐活动。在古老的阴山岩画和乌兰察布草原上，都发现了古代的鹿棋岩画。岩画上的鹿棋棋盘呈方形，纵横线各五条，交叉成二十五个点。蒙古族鹿棋简单易学、启迪智慧，深受人们喜爱，已流传千余年。前郭尔罗斯蒙古族鹿棋的棋子分为鹿（蒙语称“宝戈”）和狗（蒙语称“脑海”）两种，棋盘上有山（蒙语称“乌拉”）和原（蒙语称“塔拉”）。根据棋盘上“山”的多少、“原”的大小，以及棋子的数量不同，可以把鹿棋分为两个鹿二十四个狗的鹿棋和四个鹿六十四个狗的鹿棋。而在郭尔罗斯地区，民间广泛流传的是两

黄龟渊(1909.2.27－1987.12.15)是朝鲜族故事大王，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他一生讲述了1070篇民间故事，被称为中国三大故事大王之一，是中国千千万万民间故事家中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黄龟渊先生于1909年2月27日，出生在在韩国京畿道杨州君银岘面道河里一个书番民家，是家里唯一的独生子。黄龟渊是朝鲜李朝初期著名宰相黄喜的二十二代孙。他的父亲黄义琴在四兄弟中最小，母亲是赵氏。黄龟渊从七岁开始入学堂学习十年，在学堂里学完了《小学》、《大学》、《论语》、《孟子》、《易》、《春秋》和《四书五经》。少年时期就读十年学堂期间，祖父和父亲不仅重视他的功课，而且还经常给他讲述一些名人轶事和

秧歌，是中国（主要是北方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极具群众性和代表性的民间舞蹈的类称，北方诸民族盛行的娱乐舞蹈形式。它原为模仿稻作劳动的一种原始舞蹈，后来成为农闲或年节期间的化妆广场表演形式。清代中期，随着内地居民继续向漠北的迁移，郭尔罗斯开始出现秧歌，逐步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城乡各地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早期的秧歌，是城乡居民自发组织开展。参与人数不多，多半是一支队伍二、三十人。改革开放以后，秧歌发展成为重要文化活动。秧歌表演形式有地蹦子秧歌、高跷秧歌、舞龙、撅杆、跑旱船、老汉背妻、猪八戒背媳妇、傻柱子等，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今天的郭尔罗斯秧歌形式诙谐，风格独特，广袤的黑土地赋予它纯朴而豪放的灵性和风

乌力格尔艺术在前前郭尔罗斯源远流长，是古老萨满神词逐步民俗化的产物，融汇了蒙古族史诗说唱、祝赞词、好来宝、叙事民歌、祭祀音乐以及北方汉族曲艺等各种艺术精华而产生和发展的。是蒙古族民间艺人，用四弦琴为伴奏乐器，说唱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由以“潮尔”（马头琴）为伴奏乐器的说唱艺术“陶力”（专门说唱诗史的艺术形式）发展而来，并逐步取代了“陶力”，形成了以“胡仁”（四弦琴）为伴奏乐器的说唱艺术。乌力格尔蒙语意为故事，伴奏所用四弦琴蒙语叫“胡仁”。所以乌力格尔又称“胡仁乌力格尔”。它不同于蒙古族好来宝。好来宝是一种由一个人或者多人以四弦琴等乐器自行伴奏，坐着用蒙古族语言进行“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唱词多为

东北大鼓至今已传承五代，历时二百多年。作为东北大鼓一个主要流派的“东城派”，它具有曲调丰富、表现力突出的鲜明特点。优于演唱鼓曲小段，又长于演唱中长篇书目；既适用于传统曲目，又适用于现代曲目。榆树“东城派”东北大鼓的衍生（源流沿革）过程稍晚于奉调，与辽宁的“西城派”、“南城派”以及黑龙江的“下-”之历史年代和经历基本相同，并称为东北大鼓五大流派。榆树“东城派”东北大鼓曲牌众多。常用的就有二十多个，可浓缩为“四奉梅靠东、武彩游西京、大桑悲南送、小奏卖观清”二十个字，每个字代表一个曲牌名。四：四大口，是现在两大口的前身。奉：奉口，又称硬小口。梅：梅青，又称软小口。靠：靠山。东：东腔，又称小东腔，也有

满族歘嘎拉哈来源于女真人时代。女真人属游牧民族，多饲养猪牛羊，宰杀后取下背封骨，积攒成堆。以猪羊骨为游戏器具，创编了一种游戏——歘嘎啦哈。流传数百年，经久不衰。嘎啦哈满语称作“gacuha”，多为猪、羊等腿胫骨，成六面形，其上下左右四面分别称为“坑儿”、“背儿”、“轮儿”、“珍儿”。玩法有两种，一为抓，玩者多为年轻妇女或女孩，将嘎啦哈撒于炕上，手执鸡毛毽或内装石子谷粒的小布口袋，上抛，按规则抓起若干嘎啦哈，再将毽子或口袋接住，以抓接迅速准确为胜。二为弹，多为全家人或小伙伴们共同玩耍。冬闲时节将嘎啦哈撒于炕上，分伙弹，每伙若干人分头上场，弹中对方嘎啦哈可归为己有，直到将对方嘎啦哈弹完为止。除此以

阴历的八月十五称为“秋夕”（추석），也就是中国的中秋节。秋夕原指秋天的晚上，如唐代诗人杜牧名诗《秋夕》里所著。经过时代变迁，中国人称这一天为中秋节，朝鲜民族（朝鲜、韩国及中国朝鲜族）称之为“秋夕”，是一个丰收和感恩的节日，在朝鲜民族那里甚至比春节（阴历新年）更隆重。朝鲜民族聚集地较为聚拢，所以讲究的除了全家团聚之外，也是追忆祖先恩德的日子，更为重要的是祭祖和扫墓。对于尊重传统的朝鲜民族来说，“秋夕”的受重视程度不亚于春节。秋夕的清晨，家家户户都会摆好新谷、水果酒、松饼、芋头汤和各式各样的水果祭拜祖先。传统上是由长子继承家族的正统，因此秋夕祭拜祖先时，均是兄弟们到大哥

“查干萨日”系蒙古语的汉文音译。蒙古族崇尚白色，蒙语中“查干”是有着“白色”、“圣洁”和“开始”等含义的多义词。“萨日”即月份之意。“查干萨日”意为春节、白色的新年或新年的第一个月，因此也译作正月（农历首月）。吉林省前郭尔罗斯的查干萨日项目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蒙古族“查干萨日”习俗蒙古族过春节分“送旧”和“迎新”。腊月二十三要先打扫卫生清洁庭院，到傍晚要“祭火”。蒙古族认为“火”代表着一个家族的传宗接代、兴旺。烧完祭品后，全家进餐。有的把生于祭品送给附近亲友吃，该习俗具有古老萨满宗教的色彩，自古沿袭至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遵循祖辈留下的过年习俗，形成有地域特色的春节习惯，喜度春节

吉林北山庙会，是东北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庙会，早在清代就有“千山寺庙甲东北，吉林庙会胜千山”之说。吉林以山水佳胜、佛寺集中、佛法灵验著称，吸引着东北各地佛教信徒远道而来拜山求佛。每临四月庙会期间，人烟稠集，民国到伪满期间，连吉长（吉林至长春）、吉海（吉林到海龙）、吉敦（吉林到敦化）三线铁路都加开列车，并半价接送八方游客。很多人从辽宁、黑龙江前来还愿烧香。这种盛况，直至“文革”期间结束。后来庙宇修葺一新，恢复宗教政策之后，各地香客又云集北山，至今庙会盛况不减当年。庙会日期集中于农历四月。实际上从二月十九观音菩萨生日，庙会就开始了（包括长春般若寺，也于此日开始办庙会。三月三为蟠桃会，三月十八为老郎

圆鼓是朝鲜族古老的乐器之一，形似汉族小鼓，直径37.5厘米。据《高丽史，乐志》记载，早起始于朝鲜半岛高丽时代，最早是在唐朝时期流传过来的。之后，圆鼓舞在我国民间渐渐流传。直到建国以后，随着我国政府不断重视和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朝鲜族浓郁民族特色的圆鼓舞文化开始发展和大量普及。圆鼓舞是朝鲜族舞蹈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舞者胸前悬挂圆鼓，时而手足具舞，时而击鼓伴乐，意在表达舞者的娱悦心情。特别是群舞更能展示出农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令人赏心悦目。圆鼓舞是朝鲜族人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中继承并发扬了民族特色艺术表演形式圆鼓的表演，以舞者两手击打胸前的圆鼓，边击边舞的形式表演，身、鼓、神融为

乌拉陈汉军旗香音乐，是指现今活动于吉林市乌拉街满族乡弓通村张氏家族在该家族举行的陈汉军旗香祭礼或为旅游景点表演时所唱的神歌（即声乐部分）及其伴奏的单鼓鼓点（即器乐部分）。汉军旗香祭礼的历史渊源较为复杂。总体上说，是汉族文化与满族萨满祭祀的融合。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汉军旗烧香与满族祭祀习俗多有相近之处。汉军旗香祭礼既是一种祭奠祖先的仪式，又是一种娱神娱人的综合性艺术。汉军旗烧香的另一个重要渊源是汉文化内容。从汉军神歌看，汉军旗烧香起源于唐太宗李世民率兵东征，为祭奠死难将士，超渡其亡魂而举行。从汉军的神系上看，也多为汉族的佛、道与民间诸神以及一部分来自唐王东征时的历史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因此，汉军旗

有桦树皮画和银芝画。桦树皮画以中国山水画、界画构图，通过精雕细刻便产生了设色典雅、雕刻、精刻高浮雕效果的精美树皮壁画。银芝画是以老牛干为主要制作原料，经过切片、搭配、粘贴，制成飞禽走兽等银芝圆雕作品，活灵活现，形象逼真。

《陶克陶胡》是人们为了纪念陶克陶胡这位用自己生命保卫家园的民族英雄，创编了蒙古族琴书。陶克陶胡是历史上少见的率军起义以胜利告终的的民族英雄。首创者为民间艺人孝兴阿。内蒙古科左中旗的嘎达梅林，在听了关于陶克陶胡英雄事迹的这部琴书和民歌后造反起义，成为了民族英雄。随后，产生了民歌《嘎达梅林》。2011年5月23日，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申报的“陶克陶胡”经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源流第一代：孝兴阿（1876年9月—1951年11月），蒙古族，陶克陶胡笔贴士。第二代：康哈日巴拉（1898年2月-1969年12月），蒙古族民间艺人。第三代：白音仓布（1900年2月—1991年

假面舞起源于朝鲜半岛，是一种利用假面具进行娱乐活动的形式，历史较为久远。盛行于李氏王朝时期，原是朝鲜族“农乐舞”中的一种表演形式，随着舞蹈表演形式的不断丰富和独立，逐渐成为独立的民间民俗舞蹈。“假面舞”最早的面具图案是虎、豹等动物头型，穿插表演于“农乐舞”之中，到了李氏王朝时期从“农乐舞”中分离出来之后，逐渐演变为人头面具，并赋予了一定的思想内容。演员以假面具挡住真实脸面，扮演各种人物角色，通过各种人物夸张面具的娱乐表演，辛辣地讽刺和深刻的揭露了贵族阶层腐朽荒淫的生活，鞭挞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颓废精神状态和本质，具有较强的进步意义和现实性教育意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大批朝鲜移民的迁入而传

民歌《阿里郎打令》是中国朝鲜族民族音乐的代表性歌曲，也是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歌曲。《阿里郎打令》是中国朝鲜族从朝鲜半岛迁移到延边和东北三省时唱的迁移民族之歌。到了今天，经历了过去艰难的历史年代之后，其歌词和旋律，唱法和表现形式，以及表达的范围等都有了许多变化和发展。关于《阿里郎打令》的起源众说纷纭，很难判断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从歌词内容的角度来看，既有反映朝鲜李朝时期的生活，也有讲述大元君建设景福宫时的故事，甚至还有表现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建筑万里长城时的内容等，由此可以推断，这是一首创作历史悠久，并且一直传唱至今的歌曲。《阿里郎打令》是中国朝鲜族抒情民歌的代表性作品，在朝鲜族人民群众中具有极

长调，蒙古语称为“乌日汀?道”。短调，蒙古语称之为“宝古尼?道”。二者为蒙古族民歌典型的演唱方式。蒙古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并以能歌善舞而著称于世。蒙古族长调、短调这一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以它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演绎着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足迹。根据《魏书?高车传》等史书的记载，蒙古族长调很可能产生于迄今至少也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高车人中的乞袁氏。蒙古人占领历史舞台的蒙古帝国及其鼎盛时期，蒙古族民歌的长调、短调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蒙元时期或前后影响到了很多其他民族、地区和国家。长调民歌是反映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牧歌式体裁，有较大的篇幅，节奏自

高梁秆儿哨，也叫秫秆哨，是用东北地区特有农作物—高梁的秸秆制做的一种简易吹奏乐器。其形似圆柱，长约8—10公分，制做时演奏艺人就地取材，折一高梁秆儿，割开一块条形表皮做哨片，挖出部分内瓤，秫秆哨即制做完成。演奏艺人手握三分之二的部分，没有任何音阶、音孔、健盘，全凭气息控制，便能吹出美妙动听的乐曲。高梁秆儿哨产生于清代光绪年间，刘氏一族为生活所迫，河北保定举家逃荒，定居大榆树两半屯村。刘学仁的太爷刘永泰，由于生活的困苦，无以为乐，便用高梁秆儿修理成哨，在苦闷寂寞之时吹上几口，并逐渐演绎成熟，能吹出民歌小曲。在当时文化生活极度缺乏的东北，能有这样的响动，实在是不可多得，于是，人们每当逢年过节、红白

二人转，早年称“蹦蹦”，是随着东北地区关内移民的逐渐增多及各民族文化不断的渗透、融汇。在东北大秧歌、东北民歌、东北大鼓的基础上，吸收河北梆子、莲花落、驴皮影、太平鼓、霸王鞭、杂技、武术、笑话等多种民间艺术元素而产生的极具东北地域风格的民间曲种，形成了“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丰富的唱腔与幽默、诙谐、自然、朴实的表演形式，唱词通俗易懂、贴近百姓生活，以“说、唱、扮、舞、绝”为主要艺术特征。在吉林省东辽县，一代代民间二人转艺人从利用农闲时节“撂地摊儿”开始，一年四季活跃在田间地头；接着走向专业艺术大舞台有着三百年悠久历史的东辽二人转艺术形式，集东辽河流域各民族先民大智慧之所成，兼收其它地方艺术形式